《浙江大学控制学科(化自)发展概要》

——范菊芬

一、顺应国家需要,创建化自专业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内教育、工业、经济等百业待兴。教育上不仅需要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更需要高等教育为国家建设输送大量的管理和技术人才。1951年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问题。1951年11月3~9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了工学院的调整方案,经政务院第13次会议批准。全国院系调整的方针基本参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以华北、华东、中南为重点,实行全国一盘棋。 经过调整使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建成具备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矿业、冶金、地质等主要工科专业齐全且布局相对合理的体系。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浙江大学不仅调走了文、理、农、医、法等学院和系科,而且调离了很多著名的教师。

为顺应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和学校学科的发展,浙江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对现有的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化工系下设的学科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当时,教育部根据国内建设的需要,希望浙江大学办一个用俄语译名为“仪表测量与远距离操纵”专业,浙江大学于1954年开始组织化工系和电机系骨干教师成立筹备组,由美国留学回来的化工系副主任( 力学专家)王仁东教授任组长,王骥程老师任副组长,开始筹建我国第一个化工自动化专业。 1956年教育部将这一专业正式命名为“化工生产的操纵及检验仪器”,简称“化仪”。浙江大学经过王仁东、王骥程、李海青、林新民、王静熙等老师的共同努力,第一届共招生60余名学生(从电机、化工、机械等专业调拨),1956年9月正式开班,专业设置在化工系,该专业是我国在化工自动化领域最早一批设立的专业。

二、肩负历史使命,不断砥砺前行

当时我国的化工自动化是在零基础起步,专业初创时期,无论是学生教材、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还是仪器设备、实验装置,都是一片空白,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在专业创办过程中,任筹备组副组长王骥程老师和其他老师想方设法,聘请校内外学者为新生的“化仪”专业开设专业课,制定“化仪”本科专业的培养计划,自编专业教材,为浙江大学化自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课程设置 】

专业成立初期,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是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应具备三方面的基础知识:一是电机和无线电方面的知识,包括《无线电电子学》《电工基础》《电机及电器》《电工基础实验》四门课程;二是化学工程方面的知识,包括《化工原理》《物理化学》《热力学》《化工原理实验》《化工生产安全》五门课程;三是机械方面的知识,包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零件与精密仪器》三门课程。与专业相关的测量仪表和自动控制方面的课程有《测量仪表》《气动调节器》《电动调节器》《调节原理》《化工自动化》《化工自动化设计》《化工自动化实验》《联锁保护》《文献阅读与检索》。加上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共有30多门课程。

在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中,当时特别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大学期间(学制为五年)安排三次到企业实习。第一次叫“认识实习”,主要任务是了解工业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化工生产过程,实地了解如何从原料变成产品,时间为二到三周:第二次叫“生产实习”主要是深入工厂生产一线,详细了解各种设备,如何组织生产,有哪些测量和控制设备等,时间为一个月;第三次叫“毕业设计实习”,主要任务是深入了解生产流程,生产过程如何操作,有哪些测量和控制问题,详细记录实习笔记,为毕业设计作一次真实环境下的学习和演练,时间为二个月。

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加强学生实习教学环节,周春晖、王骥程与其他老师一起,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与当时国内几大化学工业公司,如浙江衢州化工公司、南京化工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上海炼油厂、杭州民生药厂等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将这些企业作为浙大化自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每到实习时间,由老师带队,学生们自带行李下厂,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实践中学习,既增长了才干,也为企业解决了很多的技术难题。

【师资队伍建设艰难】

专业成立初期,如何建设师资队伍是摆在筹备组负责人面前的重大问题。在这一时期,王骥程先生根据刘丹校长的意见,想方设法立足国内,放眼国际,努力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1957年初,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东北工程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期面向全国的自动化专业师资进修班,王骥程和李海青老师参加,这也是当时国内为加快培养自动化人才和师资所开展的最有效方法。1957年9月,浙江大学化自专业在培养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方面有了重大进展,除原有老师外,又分配来应届毕业的顾钟文、赵宝珍、沈平、陈鸿琛等,师资队伍壮大不少。1957年夏天,周春晖先生和一大批海外学子一起, 放弃了优厚待遇、良好的工作条件,毅然举家回国,参加祖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国内有多家单位都在争抢海外归来的学者,王骥程老师得知消息后,亲自到北京和周春晖先生长谈,并热情邀请周春晖先生到浙江大学工作。在听取王骥程介绍后,周春晖欣然答应到浙江大学任教。周春晖教授在随教育部考察组考察了国内一些企业后,于1958年5月正式加盟浙江大学,并主讲《过程控制原理》课程。1958年专业名称正式确定为“化工自动化”,简称“化自”,由周春晖教授任教研组主任,王骥程老师任教研组副主任。1962年, 周春晖教授任化工系主任,王骥程老师任化自教研室主任。至此在周春晖、王骥程老师的带领下,开启了浙江大学化自专业艰难的创业历程。

这一时期,王骥程先生根据校领导的意见,加强学科的对外交流和合作,聘请苏联专家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以缓解专业创建中的师资问题。1958年9月,格德萨多夫斯基专家夫妇到达,并带来了不少苏联专业的书籍和资料,专家到校后即和系、专业领导讨论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并主讲《自动检测及仪表》课程。

【教学与教材】

专业创建初期,化自专业教材非常缺乏。在教学过程中,化自教研室的青年学者们以“如何在工科教育中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既要教给学生坚实的理论基础,也要教给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核心,在为国家建设“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教材建设上,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基础课由电机系、机械系、化工系老师担任,但“测量和调节仪表”“调节原理”“化工过程控制原理”和“化工过程控制工程”等专业课的讲授上,可用的师资力量和教材非常短缺,所有这些专业课课程建设全靠教研室老师自己解决。当时老师们抱着力争上游、放眼世界的雄心,利用出差机会想方设法寻找资料,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动化知识,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1958年, 周春晖老师的加盟,带来了在美国学习的先进知识、实践经验和珍贵的资料,使教研室的老师学习到许多有关化工自动化和仪表方面的知识和先进的理念。周春晖先生和王骥程先生退休后,留下了许多在当年看来非常珍贵的资料,其中有英文、俄文和日文版的“化工过程动态学建模”“化工过程控制工程”“过程控制原理”“化工过程测量仪表”“计算机在工业过程中的应用”等(图1)。

图1珍贵的资料、书籍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兴办“化工自动化”专业的院校多了起来。为促进各新办专业的快速发展,1962年11月, 经国务院批准的“化工自动化专业教材编审小组会议”在浙江大学召开。华东化工学院、天津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化工设计院、上海化工研究院等派人参会,会上确定由浙江大学牵头编写统一教材,周春辉教授被指定为专业教材编审组组长。周教授身体力行,集思广益,积极组织校内外专家编写教材,并亲自主笔。

此外,研究室老师还积极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教材编写。1961年,由天津大学牵头,浙江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10所高校联合编写了国内第一本统编仪表教材《热工测量仪表》,周春晖和王骥程先生参与编写了“绪论”和“误差理论”中的有关内容,李海青负贵编写“液位测量”篇章。1972年4月, 由兰州化工设计院自控中心站组织编写《化工测量及调节仪表》丛书,李海青老师参与主编其中的《气动调节仪表》部分。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周春晖教授主导下,浙江大学化自团队在工厂中宣传、推广自动化技术和理论,结合实际工作,总结编印了专业资料近十种。其中《化工自动化》《调节器的参数整定及校验》《复杂调节》正式出版,特别是《调节器的参数整定及校验》《复杂调节》这两本书,在技术专著匮乏的年代里,当时最具有理论水平与实际应用背景,受到广大工业控制与仪表工作人员的青睐,并多次作为自动化工程技术人员的提高进修教材和主要参考书。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两本书也许并不起眼,但在当时,对我国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由周春晖教授主编的《过程控制原理》被评为化学工业部优秀教材。为了推动自动化事业的发展,周教授主编了一套《化工自动化丛书》,力求在科普基础上有适度的提高,以供自动化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和更新知识。这套丛书共计出版26种,在同行中影响很大。90年代,为了满足自动化日益发展的需要,周教授还主编了一本大型的《过程控制手册》,包括工业自动化工作中需要查阅的理论性、技术性及工程性的内容。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周教授以他渊博的学说,高屋建瓴,随时随地关心着从事自动化工作人员的知识需要,并以最大的热忱,精心编马写多种教材和专业书籍,满足了各层次人员的需求。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大学化工自动化专业发展特别快,教材也几经更新,特别是《化工过程控制原理》 和《化工过程控制工程》,成为全国同类专业采用的教科书和工程应用的重要参考书,由王骥程教授主编的《化工过程控制工程》还获得化学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实验室建设】

加强学生对生产现场的了解,培养学生解决生产实际碰到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环节。为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和对过程控制的认识,缩短从课堂到实际的距离,化自教研室的筹建者于1957年就开始建设“化工生产的检查、测量及自动调节实验室”,1964年通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自动化实验室建设初见成效,搭建了液位调节、流量调节、压力调节等实验装置。到20世纪80年代初,建成了包括流量、液面、压力、套管换热、联锁保护、仪表校验等实验装置的实验教学体系,使学生在学习中较好地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自动化实验室建成后,国内不少高等院校、企业人员来浙江大学参观交流和学习,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全国高校自动化专业实验室建设应用的典范。

三、科研求是创新,解决实际问题

在20世纪50~60年代,浙江大学化自教研室的老师们,在忙着建设教育体系、完善师资队伍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周春晖和王骥程等承担了重大项目“化工动态学及计算机应用”。当时我国工业自动化水平比国外要落后很多,老师们在周春晖、王骥程带领下,勇挑重担,根据国内企业的生产现状,首先开展化工炼油及石油化工生产过程核心对象的动态特性、工业生产过程操作和自动控制系统设计、调节器参数整定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一方面在校内建设液力模拟、换热套管等装置,对这些在化工生产过程经常用到的生产对象进行对象动态学特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与上海炼油厂合作,开展对真实生产过程中炼油工业精馏塔的动态特性及计算机控制的实际应用研究(图2)。

在实际生产现场进行研究,要消耗许多物资,当时的条件又没有数字计算机,做不了模拟仿真试验。当时北京无线电一厂生产模拟电子计算机,每台模拟计算机可解六阶微分方程。浙江大学专门向该厂购买了两台六阶电子管模拟计算机和一台九阶半导体晶体管模拟计算机。有了这几台在当时来说的稀罕物件,研究者对上海炼油厂精馏塔上的测试数据进行动态建模,并对精馏塔前馈控制方案与一般单回路控制方案进行仿真模拟试验研究,为上海炼油厂常压精馏装置采用前馈控制方案提供了依据。在这期间,化自教研室的研究者们,写出了“精馏操作自动化进展”文献综述和“蒸馏过程动态特性研究现状”资料综述,发表了

图2项目工作总结

“套管热交换器流最通道动态特性的研究”和“前馈控制在常压蒸馏装置上的应用问题”等论文报告(图3)。

图3论文报告

这些综述和报告是第三个五年计划重大项目“化工动态学及计应用”的部分成果。这一.项目的研究虽然因“文革”而中断了,但前期研究过程中,化自教研室理论联系实际、敢为人先的精神,为浙江大学化工自动化专业的发展奠定了的基础,指明了作为科技工作者的老师要勇挑国家重担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吕勇哉教授研究开发的“钢锭轧前过程建模、优化控制和生产调度”取得了具有重要学术和工业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居于首创地位。吕勇哉教授是浙江大学首届化工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3 年开始为本科生主讲“化工自动化”课程,1980年晋升副教授并通过中科院考试,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普渡大学“应用控制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在两年的合作研究期间,成功研发了“基于分布参数移动边界的钢锭坯轧前过程单一数学模型及计算机优化控制系统”,该成果成功应用于美国内陆钢铁(InIand Steel)和共和钢铁(Republic Steel)等公司,节能效果显著,并大大提高了产能和经济效益。回国后,他将在美国首创的钢锭轧前单一数学模型成功地应用于重钢加热炉的优化控制和鞍钢均热炉的优化控制和生产调度。

吕勇哉教授在担任浙江大学工控所所长期间,在周春晖和王骥程老一辈学科带头人支持下,与孙优贤和王树青两位副所长一起,成功地实现了体制改革,建立了一所四室的架构,为学科的拓展和人才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开始申请筹建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鉴于吕教授在工业过程建模和智能控制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1996年当选为IFAC主席,1998年 当选为IEEE Fellow,并成功地领导举办了IFAC1999年(北京)世界大会。

20世纪90年代,以孙优贤为核心的新一代化自人,瞄准国家需求,主动对接国家科技发展五年规划,开发新一代自动控制系统,并在国内大型炼钢、石化、造纸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开展产、学、研相结合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新路。20 世纪90年代初成功建成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申请建设具有孵化功能的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程中心建成后,依托扎实的学科背景,以“培育一流成果,转化一流技术” 为目标,面向技术创新主战场,在技术开发及产业化方面,成功地开发建成了国内第一套造纸机定量水分计算机控制系统,其成本不到同类引进系统的四分之一。此后,孙优贤教授团队又针对不同纸种、不同转速、不同纸机,开发了10多种动态数学模型、新型控制策略,推出了具有不同配置和功能的造纸机计算机控制系统。“八五”“九五”期间,孙教授一方面组织人员研制关键造纸专用仪表和设备,开发了几乎包括制浆造纸全流程的蒸煮,漂白、打浆、洗选、纸、蒸发、燃烧和动力等各个子过程的相应计算机控制系统;另一方面又瞄准“企业综合自动化技术集成系统”这一国际上自动化领域的新课题,在福建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铺开了“九五”国家科技攻关的战场,项目结束后的验收结论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孙优贤教授本人因突出业绩,1995 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一代青年骨干秉承 “求是”“创新”校训,发扬化自人敢闯敢干、勇于求新的精神,开发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并填补国内空白的SUPCON JX系列集散控制系统,解决了可靠性的冗余技术,开创了大型自动化装备的国产化新局面。1993 年12月,SUPCON JX-100集散控制系统在衢化集团公司锦轮厂年产6500吨环已酮扩建部分的生产装置上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国内第一套具有1 : 1热冗余技术的集散控制系统。同时,在国内率先研制出JL系列无纸记录仪;研制了多种现场总线控制技术及智能仪表;开发了综合集成软件( AdvanTrol-PIMS)、优化与先进控制软件包(APC-Suite) 等系列高新技术产品, 并形成了产业化,振兴了民族工业自动化。2012年,“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被评为优秀工程研究中心,同年工程研究团队获国家发改委颁发的重大成就奖,为国家民族工业自动化的振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重视人才培养,输送栋梁之材

【本科生教育】

从196年开始第一届招生到1965年共培养了60名本科毕业生,他们大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军工或石化行业,成为自动化行业的领军人物。但从1966年1969年,由于历史原因,本科教学停滞,没有毕业生。但在1966年,化自专业招收了第一位外国留学生(阿尔巴尼亚籍),同年秋季又招收5名越南留学生。

1970~1976年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26名,1977年恢复高考,从1977~1996年,年招生规模基本上稳定在60~90人之间。随着国内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对自动化领域的人才需求带动了人才培养的市场。从1997年起,本科生招生规模超过了90人/届,目前学院本科生培养的规模稳定在130人/届左右。

【研究生培养】

1961年,化自专业首届本科生毕业,同时开始招收研究生,1962 ~1983年共招收26名硕士研究生。改革开放以后,科技发展对人才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1984年开始,研究生招生人数得到较大发展,每年招生规模超过20人,并从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9年, 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学科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开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谭善光是本学科第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目前学院每年硕士生招生120人左右,博士生招生45人左右。

【计划外培训】

从化自专业创办起,全体教职员工就以为社会输送人才为已任,在完成全日制学生培养的同时,为高校和企业培训师资和技术人员。1958 ~1959年,为加快化工自动化专业师资的培养,开办了多期自动化进修班。1958年10月,苏联专家在校期间举行的培训班上,陈光垣(大连工学院)、吴嘉麟(华南工学院)、李文衡(成都工学院)、张蕴端(华东化工学院)、李光泉(天津大学)、昌明瑾(北京石油学院)、刘汉鼎(华中工学院)、张心耳(福州大学)、徐亮山(南京林学院)等参加了进修。这些参加进修班的学员日后都成为中国自动化行业的领军人物。

1960年到20世纪90年代,企业对自动化技术需求不断提升,企业自动化技术人员严重不足,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化自教研室老师们不忘为社会提供技术革新和人才培训的责任,在完成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为国内大型石化、炼油企业培训技术骨干,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力量,也推动了产学研的合作。

1992年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成立后,顾仲文老师组建了“仿真培训部”,开始举办面向大型炼油化工企业技术人员的自动化高级培训班。课题组前后开发了十二套SimuPro系列计算机仿真培训系统,帮助企业提高操作人员的操作技能,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加强交流合作,提升学科声誉

浙江大学化自专业从成立开始,创建者们就清醒地意识到专业要发展,要走在科技发展的前沿,必须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必须与国际一流水平接轨。化自教研室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外交流与合作活动,1982年,邀请国际知名专家美国里海大学化工自动化Luyben教授来校讲学,这是国门刚敞开后,在国际交流中请进来的第一人。1984年, 应里海大学的邀请,王骥程先生由浙江大学公派赴美高访一年,同时在那里讲授《过程控制》课程。1980~ 1982年, 吕勇哉老师应邀赴美国普波大学应用控制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1984年,孙优贤获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赴德国斯图加特大进修学习。1985年4月,王树青赴英国拉夫堡大学进修学习。同年,曹润生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进修。

1985年6月,吕勇哉等成功组织了“工业过程模型化及控制国际会议“,这是化自专业组织召开的首次国际会议,有数十位外宾参会,为浙江大学化自专业在海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86年,李海青、陈甘棠教授组织国内各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创立了“多相流测试专业委员会”,并于当年在浙江大学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多相流检测技术学术讨论会,至今已成功召开了9届国内学术会议和9届国际学术会议。

1987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高松武一郎先生应邀来浙江大学讲学,并受聘为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同时浙江大学化工系也与京都大学化工系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在王骥程先生的推荐下,褚健作为高松武一郎与王先生联合培养的博士,赴日本京都大学学习。

1987年,由浙江大学工控所组织和发起的“第一届中国过程控制学术报告会”在宁波溪口举行,孙优贤、钱积新任大会主席。该报告会后更名为“中国过程控制会议”,依托本学科创办成立了“中国自动化学会过程控制专业委员会”。三十年来,过程控制专业委员会已经举办了28届中国过程控制会议,对中国过程控制乃至自动化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自动化领域学术活动最活跃、最持久、最具影响力的会议之一。

1989年秋,在荷兰召开IFAC DYCORD 89国际会议,浙江大学化自教研室有三篇论文被录用,王骥程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同年,吕勇哉获得美国仪器仪表工程师学会UOP技术奖,这是该奖首次授子外籍专家。

2004年6月,由浙江大学控制系和浙江省自动化学会等联合召开了第五届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与会代表近千人。同年9月,由李海青、张宏建等组织的第四届国际多相流检测技术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孙优贤院士任主席,与会外宾50余人,极大提升了本学科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此后,随着国际交流进一步发展, 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研究所(化自教研室)师生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学术成果,开展交流合作、访问和讲学,组织召开各种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展示本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其学术声誉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同。

六十年前从容化自奏序曲,一甲子后控制印象谱新篇。

新时期,控制学科将在学科带头人孙优贤院士带领下,面向科学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解决重大技术问题为已任,力争在21世纪中叶,将本学科建设成自动化领域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和自动化领域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基地。

作者注本文写作过程中,王树青老师、李海青老师、叶松书记提供了宝贵的佐证材料和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作者简介

范菊芬,女,1962年5月生,浙江天台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社科系。曾在浙江大学化工系分团委、控制系总支、信息学院本科生总支、教工总支任职,现任浙江大学控制学院工会主席、党政办主任。长期从事学生思政、党务行政和工会工作;获浙大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工作者, 浙江省教育工会 “事业家庭兼顾型”先进个人。

老浙大文学院的院系调整

(本文系浙大退休教师王宽福老师梳理,感谢广大校史爱好者对浙大档案馆微信公众号一贯的关心与支持)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布局调整的迫切需要,教育部根据政务院提出的院系调整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这场关乎全局的大调整中,浙江大学作出了极具分量和意义的贡献。1949年起高等学校进行小范围院系调整,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开始实施,至1953年基本完成,经过院系调整,浙大文、理、工、农、师范、法、医七个学院所涵盖的众多学科及师资像种子一样播撒至全国各地,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重新布局和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今年是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70周年,本期我们与大家一起回顾浙大文学院在院系调整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至1948年浙江大学文学院下设中文、外文、史地、教育、哲学、人类学6个学系及中文、史地2个研究所,另设史地教育研究室。新中国成立后,文学院的哲学系和史地系中的历史部分暂停教学,地理组独立为地理系隶属理学院。据《1950年4月浙江大学组织系统表》,在院系调整前浙大文学院有中国文学、外国语文、教育学、人类学、哲学(暂停授课)、历史学(暂停授课)6个学系及中国文学、教育、人类学3个研究所。


1950年4月浙江大学组织系统表

全国院系调整明确浙江大学也不再设文学院,除少数外文系和体育、音乐教师作为工科院校公开基础课配套保留,中文、教育系及中文研究所全部转入浙江师范学院,外文系教师除部分保留在浙江大学外分别转入浙江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人类学系师生全部转入复旦大学。

中国文学系

中国文学系调浙江师范学院的有郑奠(兼系主任)、夏承焘、胡永声、孙席珍、王西彦5名教授,陆维钊、薛声震2名副教授,张仲浦、蒋祖怡、刘操南3位讲师和王荣初助教。调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徐震堮教授。

外国语文学系


外国语文学系留浙大作为外文公共教研组编制的有周则孟、夏禹勋两位教授,成章、周天裕、陈楚淮三位副教授,徐济元、徐望孚、张儒秀三位讲师和李增荣助教。调浙江师范学院的有方重(兼系主任,后转复旦大学)、戚叔含(后转复旦大学)、严群、德梦铁教授,李树化、鲍屡平、郑儒鍼、蒋炳贤副教授, 陈士衡、叶之蓁讲师和冯昭玙助教。

教育系


教育系在院系调整中,孟宪承教授调华东师范大学,任校长。调浙江师范学院的有王承绪(兼系主任)、郑宗海、陈立、俞子夷教授,赵端瑛副教授,陈学恂、周淮水讲师和吕静、顾子含、董远骞助教。

人类学系


人类学系吴定良(中央研究院资深院士)、田汝康、马长寿教授和王伯扬助教全部调入复旦大学人类学系。

历史系


历史系虽暂停授课,但仍有老师留在浙大。在院系调整中调浙江师范学院的有陈乐素教授,黎子耀副教授和管佩韦、倪士毅2位助教。调华东师范大学的有顾谷宜教授。调复旦大学的有谭其骧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夏鼐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公共科目


体育、音乐等其它公共科目的教师中留浙大的有沈思岩教授(后调华东师范大学),蒋新、屠鼎锳、吾舜文、杨鸿材、王基恩副教授,杨增慧(后调华东师范大学)、张重英、周定章、朱方东讲师,黄华烈、王永生助教。调浙江师范学院的有舒鸿教授和胡士煊副教授。

文学院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向浙江师范学院、复旦大学等院所输送了大量优秀师资。文学院除人类学系外其余各系以及体育部都有优秀教师去了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育系师资全部调入浙江师范学院。在浙江师范学院重建历史系时,召回了因1949年浙大停办历史系而去各中学自谋职业的一批骨干教师。这批文学院调整去的教师日后都成为了建设杭州大学的基本力量,1998年四校合并又回归了浙江大学,也是最大的喜事。由当时吴定良院士一手创建的国内顶尖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全部调去复旦大学,另历史系的谭其骧教授和外语界德高望重的戚叔含、方重教授也最后去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这些学科的领军人物。一部分顶尖的人才被调入中国科学院。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除马寅初校长调任北京大学校长外,浙江大学文学院还有孟宪承、陈立两位教授后来分别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和杭州大学校长。由此可见,在全国院系调整中浙大文学院对全国的支持与贡献也是相当卓著的。

院系调整前后的老浙大理学院

(本文系浙大退休教师王宽福教授梳理)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布局调整的迫切需要,教育部根据政务院提出的院系调整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这场关乎全局的大调整中,浙江大学作出了极具分量和意义的贡献。1949年起高等学校进行小范围院系调整,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开始实施,至1953年基本完成,经过院系调整,浙大文、理、工、农、师范、法、医七个学院所涵盖的众多学科及师资像种子一样播撒至全国各地,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重新布局和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今年是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70周年,本期我们与大家一起回顾浙大理学院在院系调整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全国院系调整前浙江大学理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药学五个系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研究所。

数学系由创建“陈苏学派”的陈建功、苏步青领衔,有数学史大家钱宝琮以及卢庆骏等一大批数学才俊;物理系有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束星北、王淦昌、卢鹤绂、朱正元、何增禄等大家;化学系拥有王琎、王葆仁、吴征铠、卢嘉锡、陈嗣虞、丁绪贤等名流;在生物系任教的有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董聿茂、江希明教授,几乎囊括了国内生物界的精英;药学系刚建成有领衔的孙宗彭系主任和许植方、 张其楷、 刘宝善、蒋天鹤教授。浙江大学理学院可谓群星荟萃,在全国极负盛名。

全国院系调整明确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的机械、电机、土木、化工四个系,理学院不再设立,只保留少量数学、物理、化学教师作为工科专业配套的基础公共课教育,主要调往复旦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南京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科院下属的各研究所,少数教师支援了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医学院、浙江农学院、山东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高等院校,老浙大理学院就被拆分了。

数学系Image

1948年浙大数学系师生在阳明馆前合影

(前排左起:杨宗道、金福临、越民义、姜淑雁、朱良璧、徐瑞云、孙增光、钱宝琮、苏步青、许国容、冯乃谦、毛路真、周茂清、吴俊传、白正国、楼仁泰、郭本铁;第二排左起:陈庆益、×××、林振声、孙贤铭、谷超豪、×××、×××、张鸣镛、×××、×××、郑德昌、×××、沈文信、×××、董静珊、×××、任璇英、陈武;第三排左起:×××、钱邵泰、周元燊、陈传淡、娄志渊、陈金藩、邓金初、×××、陈良劲、董光昌、段友苇、蔡振通、郭竹瑞邱式春、厉则治)

浙大数学系在院系调整前有教师29人,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4名、讲师6名、助教12名。留浙大的作为数学公共教研组编制,有钱宝琮教授(1956年调至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专门从事科学史研究),许国容、虞介藩副教授、周茂清、楼仁泰、郭本铁讲师以及董光昌、林兟、郭竹瑞、陈良劲4位助教;调复旦大学的有苏步青(中科院资深院士)、陈建功(中科院资深院士)、卢庆骏3名资深教授以及朱良璧讲师、谷超豪(后为中科院院士)、金福临、夏道行(后为中科院院士)、林振声、谢兰安5名助教;调入浙江师范学院的有毛路真、徐瑞云教授、白正国副教授;叶彦谦讲师调南京大学数学系;张鸣镛、厉则治助教调厦门大学数学系;曹锡华副教授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张素诚教授、方淑姝讲师和王元(后为中科院院士)助教调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物理系Image

1950年6月浙大物理系师生留影

(前排左起:李志坚、周万生、汪家訸、郑德基、徐亚伯、皮名嘉、刘古、区品喆、史福培、胡梦侠、胡楠琦;第二排左起:汪永江、忻贤杰、盛耕雨、何文琦、曹萱龄、何增禄、丁绪宝、束星北、卢鹤绂、王淦昌、冯鑚刚;第三排左起:杨雅南、李文铸、石之琅、陈继述、斯何晚、王谟显、程开甲、周北屏、胡济民;第四排左起:张洛年、钱学春、陈昌生、金学煌、何增良、任忠英、芮秀华、贺剑南、朱砚磬、吴璧如、龙哲生、朱浩祖、陆瑞贤、吕敏;第五排左起:袁作义、宋承宗、卢云锦、徐乾、袁运开、姜德广、王辉棣、石宝驹、李志坚、赵松龄、王懋基、陈宏贲、王焕元;第六排左起:裘志洪、洪铭熙、王克、王被德、席光康;第七排左起:章杏林、周谱福、唐玄之、李申生、陈钧)

浙大物理系在院系调整前有教师28人,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4名、讲师4名、助教13名。留浙大的作为物理公共教研组有2名教授王谟显、何增禄(1955年因国家需要被调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筹建高真空技术专业),副教授2名张有清、胡济民(1955年调至北京大学筹建和主持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才的“物理研究室”,后为中科院院士),曹萱龄、龙槐生、盛耕雨3位讲师,李文铸、汪永江、刘古、胡嘉桢、汪家訸、沈世武、冯缵刚、韩康琦、陈昌生9位助教;调复旦大学的有卢鹤紱(中科院资深院士)教授和殷鹏程助教;调入浙江师范学院的有丁绪宝教授(1956年调任北京天文馆物理实验室教授筹建中央科学技术馆)、斯何晚副教授和梁仙翠助教;石之琅助教调厦门大学物理系;调南京大学的有程开甲(1960年调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后为中科院院士)副教授和陈维昆助教(后转南京航空学院);束星北教授和陈继述助教调山东大学物理系;徐佩璜讲师调浙江医学院;王淦昌(中科院资深院士)教授和吕敏(后为中科院院士)助教调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学院院长胡刚复(部聘的一级教授)教授受聘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调至南开大学物理系;朱正元教授被聘为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

化学系Image

1950年6月浙大化学系师生职工合影

(前排左起:顾学民、陈嗣虞、张其楷、严文兴、王承基、 吴征铠、王葆仁、王琎、丁绪贤、钱人元、张启元、孙树门、张复生)

浙大化学系在院系调整前有教师41人,其中教授14名、副教授3名、讲师5名、助教17名、工友2名。留浙大的作为化学公共教研组有陈嗣虞(1958年调入杭州大学筹建化学系,任系主任)、丁绪贤(1955年退休)、严文兴3名教授,杨士林1名副教授,张启元、赵善成2名讲师和吴季兰(1955年调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任放射化学实验室主任)、刘懋涛、朱帼英、韩世钧、商夑尔(1950年派去哈尔滨工大读研究生班,1953年毕业后调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张志炳(1950年派去哈尔滨工大读研究生班)6名助教;调复旦大学的有吴征铠(中科院资深院士)、蔡淑莲、于同隐、吴浩青(中科院资深院士)教授,张复生(1953年跟随丈夫卢庆骏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航天部703所工作)、沈仁权2名讲师以及陈耀祖(后调兰州大学为中科院院士)、沈宝棣、徐凌云3名助教;调入浙江师范学院的有王琎(部聘的一级教授)、王承基2名教授,周洵钧副教授,金松寿讲师,戚文彬助教和两名工友;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的是吴能远、樊文洵、高善娟、杨浩芳4名助教;调入浙江农学院化学教研组的是顾学民副教授(1953年又随丈夫调厦门大学),黄桂香、何增耀助教;王葆仁(中科院资深院士)、陆熙炎(后为中科院院士)教授调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邹元燨(后为中科院院士)教授调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张其楷教授调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系;钱人元(后为中科院院士)教授、林励吾(后为中科院院士)助教调到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生物系Image

1948年6月21日,浙大生物学会欢送毕业同学暨谈、刘、萧三位先生出国留影

( 第一排左起:胡步青、王曰玮、吴长春、×××、孙宗彭、谈家桢、董聿茂、贝时璋、仲崇信、江希明、庄雍熙、王凯基、李琼华;第二排左起:沈立美、苏君莹、钱熙、聂其灼、陶美华、王家清、肖刚柔、丁再福、董泉声、刘祖洞、廖友桂;第三排左起:熊兰英、王韫明、蔡南山、丁静、沈楞、×××、马长俊、高沛之、周本湘、朱孝颖、潘瑞炽、周光裕、项维、朱润、任树德)

浙大生物系在院系调整前有教师29人,其中教授8名、副教授5名、讲师4名、助教10名、技术员、工友各1名。调复旦大学的有谈家桢(中科院资深院士)教授,盛祖嘉、王凯基副教授,项维讲师和蔡南山、高沛之、孙琦(1956年获苏联生物学副博士,回国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放射生物学研究室工作)3名助教;周本湘讲师调华东师范大学;调入浙江师范学院的有江希明、董聿茂2名教授,吴长春、王曰玮2名副教授,俞志隆、陈仁彪2名助教,技术员、工友各1名;卢嘉锡(中科院资深院士)教授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调南京大学生物系的有仲崇信教授,丁再福、王韫明、聂其灼助教;胡步青讲师调浙江医学院任教;调入浙江农学院生物系的有陈士怡教授,陆定志讲师和钱熙、陆廷琦助教;贝时璋(中科院资深院士)、姚錱(后为中科院院士)教授和沈善炯(后为中科院院士)副教授调入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蒋天鹤教授调入上海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药学系Image

浙大药学系在院系调整前有教职工13人,其中教授3名、讲师1名、助教5名、管理员1名、工友3人。孙宗彭教授调复旦大学生物系;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的有许植方教授,王登明讲师,王秩福、刘镇固、刘文清、殷孟光4名助教,管理员1名,工友3人,未完成学业的3届学生以及药学系相关的图书仪器资料;金国章(后为中科院院士)助教调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刘宝善教授调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学系。

浙大理学院五个学系大部分师资被调入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下设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所研究所及大批图书仪器资料均并入复旦大学,尚未毕业的5名研究生、154名本科生亦转入复旦大学继续完成学业。日后,完成学业的学生成为国内这些专业的佼佼者和复旦大学相关学科的中坚力量,有的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的两院院士中的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夏道行、胡和生、石钟慈(以上为数学)、卢鹤紱(物理)、谈家桢、金鉴明(以上生物)、吴征铠、吴浩青、陈耀祖(以上化学)、吴定良(人类学)、谭其骧(历史) 14人都来自浙江大学。

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时值初创,筹建专业研究所急需大批人才,竺可桢又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深知浙江大学的实力所在,乘全国院系调整的机遇,一大批浙大名流调入中国科学院下属各所,成为各所的栋梁。后当选院士的有浙江大学理学院调入的王淦昌、吕敏(近代物理研究所),贝时璋、罗宗洛、沈善炯(植物生理研究所),王元(数学研究所),姚錱(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王葆仁、陆熙炎(上海有机化学所),钱人元、林励吾(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金国章(上海药物研究所)12人,可见老浙大理学院人才支援全国科技教育界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

浙江医专历届毕业生出国留学情况

浙江医专历届毕业生出国留学情况
徐承荫

资料来源 “杭州文史资料第13辑”135-139页

    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是浙江医科大学的前身,它是为了和英国人梅藤根创办的杭州广济医院及其附设医专相抗衡而筹建的,是我国自办最早的一所医药专门学校。创办人韩清泉,留学日本金泽医专毕业。他有志于祖国医药事业,于1912年与留日同学汤尔和共同擘划创建了这所学校。开办初期韩自任校长,所有教师都是日本留学毕业归国的,如医科有:厉家福(绥之)、盛佩葱(在珩)、汪企张、汪于岗、石锡桔、李定(慎微)、余云岫;药科有:李绳其、周军声(冠三)等担任教职,但仍感教师不足,故还聘有日人高桥德卫(外科教授)、伊藤斌夫(妇产科教授)、铃木俊治(外科教授)、横山铁太郎(细菌实验室助教)等来校执教。由于聘请外人薪资很高,难以持久。韩校长有鉴于此为了培养本国的师资力量曾鼓励毕业生出国深造以便学成归国后接替外籍人的教职

1916学校即有医科第一届毕业生胡哲揆去德国,倪章祺、蒋鹍(逸凡)、程树榛(慕颐)去美国,裘谔臣去日本;药科第一届毕业生张辅忠去德国;陈璞去日本进修。1917年医科第二届毕业生孙去病(伯康)去日本东京帝大专攻皮肤科。1918年医科邱建人(公介)去日本北里研究所专攻细菌学,药科黄鸣龙、黄鸣驹去德国专攻药物化学。随后医、药两科毕业生均有陆续出国赴欧、美、日本进修深造的。他们一般各专一科,力求有所成就,学成归国即返母校或其他医药院校、医疗机关任职。解放前,医专历属毕业生出国进修者先后达83人,兹列表于后: 

医、药届别毕业年医科毕业生
姓名(留学国别)
药科毕业生
姓名(留学国别)
合计人数
医、药一期1916胡哲揆(德)蒋鹍(美)倪章祺(美)程树榛(美)裘谔臣(日)张辅忠(德)陈璞(日)7
医科二期1917孙去病(日)1
医、药三期1918邱建人(日)黄鸣龙(德)黄鸣驹(德)叶三多(法)4
医科四期1919胡定安(德)姚永政(美)2
医科五期1920姚梦涛(德)刘崇燕(日)宋楚仙(日)裘中声(日)沈清海(日)张子泰(日)6
医、药六期1921吴麟荪(德)祝绍煌(德)张祖棻(黄)周培(日)虞和介(日)劳振源(德)6
医药八期1923钱祖彝(日)罗霞天(德)汪良济(日)吴自积(日)郑宝豫(日)5
医科九期1924张圣徴(日)黄震陆(日)2
医科十期1925陈蔚棠(日)郑药(日)2
医科十一期1926叶润石(日)1
医科十三期1928吴士绶(日)蒋志濂(目)赵绶新(日)沈清海(曰)周昱(曰)姜达衢(德)6
特医三期1928俞佑世(美)章雪琴(日)2
医科十四期1929邵象伊(德)蒋寿鹤(日)2
医、药十五期1931徐承荫(日)方肖杰(日)许德约(美)王雪莹(德)4
药科十六期1934王英麟(德)候奉瑜(日)2
药科十七期1935葛克全(美)王垒麟(德)裘立袡(日)高福为(日)4
医科十七期1936李容(美)朱烨(日)王琴(日)唐叔培(日)何云辉(日)樊际春(日)周邦基(日)7
医科十八期1937胡佩蘅(德)张祖德(德)方怀时(美)韩宗琦(日)方祝康(日)钱祖武(日)6
医、药十九期1938陈过(美)徐陬(美)钟道铀(美)3
合计632083

注:
1.留德( 21名) 法(1名) 美(14名)日(47名)共83名。
2.毕业出国日期,不一定在毕业年,有的毕业后在国内工作数年之后才出国。
3.留学时期长短不一,一般为3-5年,短的1~2年,长的有达10年以上的。

上表留学生中学成归国返母校任教职者

    医科留学生:

    内科学:陈宗棠(曾任校长)、陈慰棠(著有《新撰内科学》)徐承荫(著有《内科诊察法》)、裘启宇。

    外科学:谢祖培(著有《外科学》)。

    产妇科学:程  浩(曾任校长,著有《妇女卫生》、《节制生育问题》)。

    耳鼻科学:姚善湔(梦涛)。

    眼科学:张圣徵(锺泗)、方祝康。

  皮肤花柳病学:孙伯康,蒋鸱(曾任校长)。

  理疗学:蒋寿鹤。

  细菌学:徐承荫(著有《简明细菌学》

药科留学生:

    化学:黄呜龙(曾任药科科长、德文教授)。

  公共卫生学:徐  陬。

    裁判化学:黄呜驹(著有《毒物分析化学》)。

 卫生化学:连瑞琦、劳振源。

  生药学、调剂学:叶三多。

    学成归国后在其他医药院校或医疗机关任职声誉卓著者

倪章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多年,著有《驴皮胶之化学成分及其对于氟代谢之影响》等论文。

    胡哲揆任东南医学院及上海铁道医学院教授多年

    张辅忠:曾任上海五洲制药厂厂长,制造国内第一座甘油厂,同济大学及中法药学专校教授。解放后任华东药学院院长。

    姚永政:曾任内政部卫生实验处原虫室主任。毕生研究寄生虫学,曾往西南云贵及边区调查,对于危害民族健康和生命的瘴气,首先证实为恶性疟疾。

    胡定安:任江苏医学院院长十余年,曾著有《胡定安公共卫生言论集》。

    程树榛:曾任上海卫生试验所所长。毕生研究微生物学。

    吴士绶:曾任广东陆军医院外科主任,教授。

    邵象伊:曾任江苏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院长及山西医学院院长多年。

  王雪莹:曾任化工部科技情报所高级工程师。研究环境地学、微量原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中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府——浙江医药专门学校

中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府——浙江医药专门学校
孙序裳
注:作者当时系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学生,曾任浙江省卫生处处长。

浙江医科大学到1982年6月1日,建校70周年,学校已成立了校庆办公室,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我作为一个老校友,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浙江医科大学的前身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是我国国内首创的医药专门学校,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艰难困苦的时代中,中国人自己兴资创建起来的国内最早的一个医药高等学府。她的诞生,充分反映了我国医学界前辈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反帝斗争的精神。

西医输入浙江的历史
我国在医学上向来是施行中医的。西医的输入,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入侵而传人中国来的。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从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传教等特权,然后由宗教渗入到其他文化侵略。西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输入到我国来的。我浙江省之有西医,则是开始于英国人的广济医院和广济医校。
远在1869年(同治八年),英国教会圣公会先在杭州横大方伯(即现在的解放路)赁屋三间,设立广济医院,专治戒烟病人,主其事者为英人麦多医师。过了二年,由英人高德医师继任,当时杭州还没有西医医院。1881年(光绪七年),英国人梅藤更夫妇来浙江传教,继任了广济医院,设立门诊。该院初创时设备简陋,每日门诊平均一二百人。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已是耳目一新的新事物,颇引起社会人士之注目。这就是西医输入浙江的开始。到了1883年梅藤更用捐募基金,新建成了院舍,这才初具规模。有了新院舍,梅藤更就在是年创设了医校,医校校址就是附设在医院内的余屋,辟为课堂和实验室,进行教学。1885年招收第一期学生,正式授课。有刘铭之、张葆庆等]0人是在1889年毕业的。1890年到1905年,先后招收了二期至五期学生,医校添设了略为完整的生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病理实验室等,医院方面也新建了女病室,增设了皮肤科、产科、妇科、麻风院等。这是医院、医校成立后内部扩展情况。
1904年梅藤更又成立广济产科学堂(后改名广济产科专门学校),以梅之妻为主任。1906年梅藤更将医校与医院划分为二部,以大方伯医校建成新厦作为医校校址,正式定名为广济医学堂,在辛亥年后,改称为广济医学专门学校,梅藤更自兼校长,朱伯龙(海宁人,早期毕业于该校,曾任广济医学专门学校的教务长,后任军医署副署长等职)为教务长。先后招生六、七两期。同时继办广济药学堂,后改名为广济药学专门学校,以垄断西药事业。药校以英人莫尔根为主任。以后医校先后成立了各科分部。1910年,梅藤更例假回英国,翌年返杭。他从英国添购了各种医疗器械以及各种电疗器具,充实医院、医校设备,以扩展势力。1913年,招收第八期学生。1917年,招收第九、十两期学生。其时,经历届同学建议,督促学校筹办立案,以接受我政府之监督。梅藤更迫于无奈,不得不于1917年造册呈请浙江省政府咨请北京教育部立案。1918年春,奉教育部令批准立案。
以上所述就是英国人在杭州设置广济医院和广济医学专门学校的大概情况,这一部分资料,大多是我的老友朱伯龙对我说的。
综上资料,具见我国之有西医医院和医校之输人,在杭州是以英人梅藤更之办广济医院和广济医校为最早。所以若以新医输入我国而言,则英国人梅藤更实导其先路。而我国学子,先后毕业于广济医校而对国家对人民亦多有贡献,从这方面来评价,说梅藤更有其一定的业绩,是亦不能一概抹煞的。

浙江医专的创建及其贡献
现在回头讲我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府—一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创建经过,扼要地回忆如下:
1912年,我国留日学生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学成归国后,立志抱有革故迎新振兴中华的宏愿。其时有韩清泉、汤尔和、钱泽人、厉绥之等浙江医学界的老前辈,他们从日本归国后,即筹办浙江病院之第二年,因目睹英人对我国学生任意欺凌,横加压迫,态度高傲跋扈,还勒索入学保证金,收取高额学膳费,强迫读圣经做礼拜,迫令洗礼人教会等等,我国青年学生忍气吞声,备尝痛苦。韩清泉、钱泽人等目击在心,极为愤慨,决心自己创办医校以与英帝之广济医校相抗衡,为国争光;且以培育西医人才,振兴中华。他们感到责无旁贷,于是积极倡议,奔走当道。乃由政府拨款筹措,于1912年6月1日正式成立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当时浙江省教育司司长是沈钧儒,积极拨款资助,并由省教育司报北京教育部核准立案。这就是中国人自己兴资筹办的我国国内最早的一所医学高等学校一一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创立的由来。
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于1912年正式成立时,初借杭州板儿巷民房为校址,公推浙江病院院长韩清泉兼校长,开始招收第一期学生,以旧制中学毕业为投考的资格,学习四年毕业·。第一期只招收60名。翌年稍扩充,另租竹竿巷张姓大厦为校址。于是增加预算,添聘教授。1913年,校长韩清泉以全国尚无药科,乃增设了药科,改校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聘请留日药学专家李绳其为药科主任。这是我国首创药科的先导。
1915年,北京召开全国教育晶展览会,浙江医药专门学校送陈医、药二科成绩品,如各部门医药模型等件展出,北京政府以及社会人士都深加嘉许,列为特等。教育部还特颁“绩学宏仁”匾额,以资奖励。1930年,医专出品参加比国博览会,得金质奖章,这是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创办以后,即以优异成绩博得社会好评的光荣史之一页。
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的创立,是我国医药教育史上的创举,她给当时全国医学界以很大的振奋,影响所及,各省向往。北京、江苏、江西、福建、山东等省,有的派员来校参观访问,有的函询学校设施概况,以资借鉴。他们先后仿效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规范设施,成立各省医学专门学校。首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继则江苏、江西、福建、山东等省亦次第成立医专,但大都无药科之设,而江苏、江西、福建等省的医专,办了几期就停办了。始终存在并日益获得发展的,仅浙江医药专门学校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二所而已。
回忆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初创前期所碰到的种种困难,不是现在青年同学所能想象得到的。那时的医校只有十几位老师,由于没有办学经验,就连续派人赴日本和德国考察,向外国学习。那时,既没有什么教研组,也没有像今天大学那样每个课室学系配上成套设备,专家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技术员等人才济济。那时医专仅仅十几位老师就是一切,没有正式的固定课堂,没有医书课本教材可供教育学习之用。只是老师课堂口授,学生笔记。如遇到医药学专门名词不容易一时领会的,老师就摘写在黑板上,让学生经常注意,以便于记忆。至于解剖等挂图,书店还未出版过,是由学校随需要聘请绘图员随时绘制应用。对尸体解剖方面,因当时尸体不易得到,就商请省会警察所帮助,将判决枪毙的没有人领葬的罪犯尸体拨归医校教学解剖之用;也将浙江病院的住院病人死后无家属来领葬的,报请司法部门同意,拨为医校尸体解剖以供研究之用。医校在一切教育没施方面,也都是坚持勤俭办学,尽量以不花钱、少花钱为原则的。
第一班医科学生,招收60名,因为没有校舍,只能租用民房上课。建校9年之后才有自己校舍,建校24年才有学生宿舍。记得我在1917年入学本校时,只能自己解决吃、住等问题。全校同学都是在学校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与学校领导一起,克服困难,勤奋好学,共赴时艰,力图为祖国医药事业之发展作出贡献。
医校建立后,学校领导人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多方奔走呼吁。由于学校创办后的显著成绩,获得了社会公众舆论的一致赞扬,再经韩清泉、盛在珩(佩葱,镇海人,曾任浙江省议会议员)、钱崇润等诸前辈的努力,1920年得到浙江省议会的决议,拨款7万元,作为学校建筑费。学校就在刀茅巷共购民地30余亩,建造了新校舍。1921年,新校舍落成,这才改变了因学生不断的增加而东迁西移的困境,安定了教育环境,使学生得以安心上课。医校还在浙江病院修建新屋,辟为高年级临床实习教室和基础课的细菌、医化以及化学实验的教室,作为医专的分校及临床实习医院。当时因为教师专才不足,乃暂时聘请日本教授高桥德卫为外科教授、伊藤斌夫为产妇科教授、横山铁太郎为细菌实验室助教等等。几年之后,本校校友在国外留学归来的多了,人才俱备了,于是将日本籍教授解聘,由本国教授担任。
当时医校的教育体制是仿照日本,而日本的医学是源自德国,所以医校曾被称为“德日派”。后来医校毕业生留学德国、日本的比较多,即此之故。
嗣后学校领导人鼓励毕业学生出国深造,以便为学校造就师资骨干,为祖国医药事业造就专门人才。1921年至1925年,是医专学生留德的最盛时期,在后期留日留美的也增多了,先后达数十人。在校长钱崇润(前校长韩清泉于1921年春逝世,教育厅派钱崇润继任)带领下,有留德的谢祖培、陈宗裳、程浩、姚善湔、张辅忠、罗霞天、连瑞琦、吴麟孙等20余人;留日的有孙去病、宋梵仙、吴士绶、刘崇燕、徐承荫,蒋彦民、陈璞等30余人;留美的有程恭颐、陈过、姚永政、李容等10余人。他们相互交换意见,各专一科,俾得造就将来骨干力量。如医校医科第一期毕业的倪章祺,留美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院生理系教授多年,著有论文《驴皮胶之化学成分及其对于氧代谢之影响》和《氟对于生物之毒作用》等等。姚永政毕生研究寄生虫学,曾往西南云贵及边区地带,调查对于危害民族健康和生命的瘴气,首先证实为恶性疟疾。留德的如医科第一期吴哲揆,任东南医学院及上海铁道学院教授多年;第六期谢祖培,任清华大学教授40年以上,二人均以学有专长,培育了许多青年著闻。陈宗棠任杭州传染病院院长及浙江省卫生试验所所长,擅长细菌学,著有《传染病学》。留日者如第十四期吴士绶,在日本帝大青山外科得博士学位,以擅长外科闻世。在药科如第一期张辅忠.回国后任职上海五洲药厂,设计全套制造甘油及肥皂,以化工学改造方法,获得成功等。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浙江医校先期毕业校友张振夏、俞体仁等等,赴法国担任华工总医院医师,为参战的华工进行医疔作出了成绩。又如徐承荫擅长微生物学, 日本归国后,历任浙江省卫生试验所所长、福建医学院教授多年,著有《福州市细菌性痢疾的病原学问题》以及《福民痢疾杆菌第4型的生物学性状及其变异的研究》等论文。其他不及一一例举,他们都在不同岗位上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工作队伍中的一支新兴的重要力量。曲折的历程
1925年五卅运动的浪涛,澎湃潮涌到杭州,浙江医校师生同杭州各校师生一起,义愤填膺,纷纷投入了英勇的反帝爱国斗争。而广济医校在英人梅藤更的奴化教育控制压抑下,医校学生的爱国运动不易开展。但在6月1日杭州市各界反英帝斗争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广济医院、广济医校门口时,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反对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厂也有人高呼:“广济学生有不参加游行者为洋奴!”这激起了广济医专学生的爱国反帝的激情,他们立即集会声援,投入反英的斗争,当遭到广济医院当局英人以开除学生相恐吓,该校学生就在6月6日集会,集体宣布退出广济医专。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师生,为了支援广济医专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决定成立“六六”特班,由钱潮任内科教授主持接收他们的业务和教育工作。1927年,北伐胜利,政府派洪式闾、程浩、姚梦涛、童志沂、黄鸣龙、黄鸣驹等人接收了广济医院和广济医校,并由民政厅长马叙伦的介绍,派洪式闾为广济医院院长(后来又将医院和医校发还给英人)。当时就给英帝国主义分子梅藤更以严重的打击。广济医专就此一蹶不振,停止招生。而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却在斗争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医校师生为了纪念这一反帝斗争的光辉历史,曾在刀茅巷校舍内建立了“六六”班同学纪念碑。
1926年,当北伐战争揭开序幕之后,北伐军中医疗工作人员非常缺乏,在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前任教授孙洞环(时任黄埔军校卫生处长)和陈方之(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等急电催促下,医校动员了大批毕业同学赴广东,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医疗卫生工作。在北伐战争的中期,又有一批早期毕业的校友前去参加了北伐军的医疗卫生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参加北伐战争的浙江医专同学将近300人,我所能记忆的有陈宗棠和我自己担任总部军医处医务科职务,程浩任统计科职务,吴麟孙,宋懋传、郑飞伯等任陆军医院和后方医院院长并动员医专毕业校友前往组织各部队之野战医院及卫生队等各级医疗机构。可以说,在北伐过程中,浙江医专校友,是尽了救死扶伤的崇高职责,在北伐战争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战斗力量。
1927年“四一二”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镇压各地的爱国志士和工农群众,并建立了新军阀统治。生机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在这黑暗时期,我校共产党员曹仲兰、魏特等四位同志和周围的几位同志都遭到逮捕。后来,曹仲兰同志英勇牺牲,魏特同志死于狱中。自此,浙江医专革命活动暂时受到挫折,开始了苦难的历程。
1927年,浙江医校改公立为省立。但在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时,竟勒令医专停止招生,逐年结束。经毕业同学及在校师生的力争,始得继续招生。于1931年8月改组为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
迨至1937年七七事变, 日军侵入我国,打响了卢沟桥的第一炮后,战事迅速延及沪上。“八一三”后,浙江受到威胁,杭州每日均有空袭警报或空战,医校无法上课。11月12日,浙江省府当局通知浙江医专于5日内向浙西撤退,地点由学校自己决定。浙江医专就转移到淳安。由于运输工具缺乏,结果只能将重要部分仪器、药品材料等抢运出来,其他图书、物资均遗留在杭州。学校撤离后,由于政府和学校当局,对于教育重大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将医校随意辗转搬迁,最后由王吉人校长以个人私见,竟转移到其家乡临海。1939年,敌机轰炸临海,校舍被击,学校物资受到很大损失,学校撤退至天台,其后迁缙云壶镇。1943年再迁回临海,处于半停顿状态。
1945年抗战胜利,浙江省政府各机构先后还治杭州,但对浙江医专之复员还是漠不关心。其时,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因他已在金华办有浙江省立英士大学,为了扩展其在大学教育的统治势力,曾趁此机会示意王吉人,计划把省立医专并人英士大学,将省立医专停办。王吉人同意,而学生闻讯则表示强烈反对,曾引起了风潮。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医专教授和社会人士的一致支持。许绍棣怕事态扩大,就欲以行政命令解决,在1946年的一次省府委员会议上,他宣布医专学校被毁经过,主张将省立医专就此停办。当时,我担任省卫生处处长,列席会议,即起而说明:省立医专是西医输入中国以来,我国国内最早创办的一所医药高等学校,她是在艰难困苦的时代中创建起来,在与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在北伐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浙江医专先后毕业的校友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存在,是浙江人民无尚的光荣与自豪。现在抗战胜利,医药事业更需大力发展,断无把这所具有重要而光辉历史意义的浙江最高的医药学府停办的理由。我与许绍棣作了面对面的论战,据理力争。结果,黄绍竑主席和多数委员都同意我的意见,会议就决定:在卫生处协助下继续复校。我当时又提议:省立医专校长王吉人处理无方,应予撤职处分,另选卫生处直属加兴省立医院院长陈宗棠(曾留德)继任。也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会后,我指定将敌人所占用过的伤兵医院(即法院路高等法院旧址)迁出,作为校址(因原有刀茅巷校舍已被日军夷为平地)。同时与联勤总部第二十二后方医院协商(院长王肇康,是省立医专毕业老校友),将在小车桥的部分房屋让给省立医专作为临时宿舍,才能正式复课。这样,总算把浙江医药专科学校保存下来,迁回杭州正式复校。
1946年底,浙江省政府改组,我也辞准省卫生处长职,继任了浙江病院院长,我就将浙江病院作为浙江医专实习场所,这才算初步解决了医校最急迫的实习问题。越二年,又经各方校友及在校师生力争,把浙江医专升格为浙江省立医学院,于1948年得教育部批准。
回顾浙江医校几十年的发展史,虽没有达到理想水平,但是她在几十年间,培养了将近3000名的医药卫生专门人材.除少数外,绝大部分都热爱祖国的,他们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烟火迷漫的前线和后方,为救死扶伤以及为社会的医疗卫生工作,做出了英勇卓越的贡献。有不少校友对医药卫生事业悉心研究,为社会创造财富,造福于人类,做出的成绩是有口皆碑的。在今天还有不少浙江医校的老校友,依然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领导骨干。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以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古老的医校,改名为浙江医科大学。从此,她有了新的强大的生命力。
(曹云鹏整理,1982年3月)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史志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史概况
1997年11月1日,是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50周年纪念日,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医院从创建到发展,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第一阶段:1947年11月——1966年6月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前身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浙大医院,成立于1947年11月1日。建院前,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早有办医学院的意向。他曾说:“要把浙江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就必须有医学院,而且在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办医学院更为理想。”1 946年,竺可桢校长着手筹备工作,并聘请了李宗恩、王季午、谷正研、李天助等人为筹备委员,共同筹办医学院。1947年3月,经国民党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医学院,王季午教授任医学院院长。为满足学生临床实习的需要,又开始筹办医
院。于是在1947年4月购买了直大方伯巷(旧称头发巷)田家园6号和9号王姓住宅作为医院基地,计地3亩8分,建筑面积约2770平方米,经半年修缮,于1947年11月1日正式开院应诊,王季午教授兼任医院院长,李天助为副院长。医院设病床60张,有职工92人,其中医师25人,护士、助理护士31人,其他人员36人;门诊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耳鼻咽喉科、牙科,辅助检查主要做三大常规和X线透视、摄片。病房
有头等、二等、三等之分,当时日门诊量仅为54人次。
1948年,原病房楼由二层楼改造为三层楼,病床增加到82张,人员总数为117
人。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医院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建立了工会组织,病床增加到
97张。同年楼福庆任副院长。至1950年,日门诊量已达300人次。
195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为浙江医学院,浙大医院改
称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同年进行了院系调整,将妇科、儿科、外科、牙科分别划归
妇幼保健院及附属二院。本院成为以内科、眼科、耳鼻咽喉科为重点的医院,病床增至
134张,工作人员增加到161人,其中医师30人,护士40人,医技人员15人,行政后勤
人员76人。王季午院长调任为浙江医学院副院长。陈过任本院院长,楼福庆为业务副
院长,陶然任行政副院长。
当时,只有2名党员,与浙医二院合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1953年3月才单独成
立了党支部,陶然任支部书记。至1954年,全院已有党员8人,团员26人,占总人数的
18.5%。1955年至1956年又先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10人,如何南祥、陈过、
马钟英、楼福庆、蔡孔长、蔡钺候、郑伦宪、徐怀三、马亦林、张鸿典。1 956年成立团支
部,1957年4月,团员发展至99人,成立了团总支。医院各民主党派队伍不断扩大,先
后成立了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等组织。
1955年,医院建成门诊、病房楼各一幢,床位增加至253张,增设肺科、神经内科、
中医科、心电图室等。1956年,传内科成立,床位增加至353张。陶然调往省卫生厅工
作,叶志中任行政副院长、党支部书记。
1957年2月,浙江医学院科系调整,本院神经内科、耳鼻咽喉科及内科部分人员调入附属二院。附属二院基外科、泌尿外科、痔科调入本院,病床增加至420张,增设了麻醉组,陆琦医生献出内痔插药疗法的配方,获卫生部颁发的发扬祖国医学奖。陈过院长调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内科郁知非任本院院长,仲金奎、张鸿典、游绍立、宋遵杰先后任副院长。
1958年,医院再建病房楼一幢,其中一层为手术室,附属二院胸腔外科调入本院,年门诊工作量上升到141707人次,病床利用率达到97.89%,门诊改为全日24小时开放制,并设立家庭病床。这期间医院在预防卫生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为马市街居民进行健康检查,为江干区儿童进行流脑、百日咳、麻疹等预防接种,在社区开展防麻及灭“六害”工作,组织血防组赴杭州笕桥、嘉兴、金华等地区工作。此外,还经常派出医护人员去疾病流行区进行临时性的防治工作。为适应当时形势,医院还开展了中医学概论及针炙培训,又开设了中医科、中药房和针炙门诊。
同年,浙医大为支援创建温州医学院,抽调本院耳鼻喉科马钟英、内科蔡孔长、罗靖寰、候兴江、眼科缪天荣、吴持法、外科汤邦杰、放射科胡之同、行政人员臧利等同志到温州工作。
五十年代后期,医院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疗法:外科开展了肝硬化伴门静脉高压症、胰腺癌、胆管结石及乳腺癌等手术;胸外科进行了食道癌、肺肿瘤切除术、心内闭式手术、局麻开胸及降温开胸等;泌尿外科在肾部分切除、膀胱全切术等方面获得成功;
眼科进行了角膜瘘管羊膜修补术,并治愈了一例眶内肿瘤;传染病科进行了治疗晚期血吸虫病和肺吸虫病的临床研究,浙江省流行性脑膜炎、传染性肝炎的调查研究,伤寒、副伤寒、菌痢的临床分析等;内科在国内外首次提出骨髓检查对恶性组织细胞病生前诊断的重要价值等。
1960年4月,浙江医学院改名为浙江医科大学,本院改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党总支委员会,下设内科、外科、门诊、行政总务四个支部,党总支书记由王德友同志担任,叶志中同志为副书记。同年因浙医大和省中医学院、省中医药研究所合并,本院将中医科、中药房、针炙门诊全部人员及物资划归省中医院。
1962年,医院设立全省第一个内分泌实验窒及专科门诊。同年内科分设血液、消化、心血管、内分泌、肾脏、呼吸六个专业组。1960年至1965年底,医院在国家经济困难期间,坚持开展了一些新技术和科研项目,如泌尿科开展膀胱壁尿道成形术;心血管专业组在省内最早开展心导管术、心音图检查;消化专业组开展了浙江省最早的硬式胃镜检查;血液病专业组发现国内首例异常血红蛋白病,通过血红蛋白普查,填补了浙江省血红蛋白分布图的空白;胸外科在麻醉科配合下,开展深低温麻醉心脏直视手术、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及针刺麻醉心脏直视手术。医院继续健全医疗护理常规和基本技术操作规程,并组织医护人员参加社教医疗队,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培训“赤脚医生”。医院发展成为一所担负着医疗、教学、科研等多方面任务的综合性医院,设有内科、外科、传染科、泌尿科、胸外科、眼科、肺科、痔科、肝炎等九个病区和放射医疗、同位素、传染病、内分泌、血液病五个研究室。据统计建院12年以来,收治门诊病人2172717人次,住院病人58610人次,开展新技术94项,取得科研成果82项,撰写论文207篇,著书10本。
院史概况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医院一整套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党组织、行政机构及工会受到冲击,不少医务人员受到错误批判。但医院仍坚持医疗工作,1966年秋季,心血管专业组成功地为一位80多岁患者安装了省内第一台体外携带式心脏起搏器。1967年,泌尿外科采用人工肾抢救急性肾功能衰竭获得成功。同年,龚正、陈天秩、汤德骥赴上海参加全国教材编写。1968年,中医科恢复门诊,
中药房复建。1969年成立了肿瘤科,重设针炙门诊室。1971年,眼科运用冷冻法摘除白
内障,提高成功率。1972年麻醉科正式建制。1973年,消化实验室建立,开展纤维胃镜、
纤维结肠镜检查。1974年,肺科在省内首家开展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血液病专业组在国内首次报道中西药结合治疗成人急性白血病的完全缓解率,达到或略超过国外同期的水平;同年设三年制护校一所,每年招生30名。1 976年在麻醉科配合下,心胸外科施行省内第一例法乐氏四联症矫治术及人工心脏瓣膜替换术,均获得成功。1976年2月,院门诊办公室成立。10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医院收治门、急诊病人计2472800余人次,住院病人36546人次。还先后组织卫生工作队、医疗队,约有600多医务人员奔赴我省13个县的农村、山区、海岛、渔场进行卫生宣教、防病治病和培训农村“赤脚医生”,还完成医大712名工农兵学员的临床教学实习,接收省内外进修生673人,各种培训班计186人,开展新技术87项,获得科研成果42项,完成论文244篇,著书14本。
第三阶段:1976年——1982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六年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院进行了整顿恢复工作。首先是加强党总支的领导,恢复健全各级领导班子。1978年4月李广峰同志任党总支书记,俞清、章鸿湘同志为副书记,并改选了各党支部。同年恢复党总支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郁知非为院长,任命张赵盾、王锡田、汤洪升为业务副院长,邓云为行政副院长。设立或调整了总支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医教科、人事科、总务科、财务科、
保卫科、护理部等党政机构。业务部门恢复耳鼻咽喉科、皮肤科、中医伤科。认真做好规章制度的恢复和建立,保证医院良好的秩序。加强安全医疗,恢复“院医疗事故鉴定委
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由院长兼任正副主任,各科主任及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病
房恢复三级查房制、总查房、教学查房及疑难病例、死亡病例讨论制、病历书写规范化
制度,各病房重视重危病人治疗,专门成立抢救小组、重病室、抢救室,成功地抢救了许
多高难度的危重病人。重视门诊质量,确立科主任定期门诊制,制定护理操作规程,开
展循环红旗、百日无差错竞赛等措施,有力地提高了医护质量。又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和干部政策,实事求是地对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同时恢复晋升晋
级考核制度,晋升了一大批业务技术骨干。开办半脱产英语、日语学习班,提高医护人
员外语水平。职工福利方面,1977年至1982年,在政府的关怀下,先后三次为职工增加工资。1980年实行“五定一奖”,使集体和职工福利均有新的改善。
1979年恢复了工会组织。1981年8月李广峰同志调妇女保健院工作,党总支书记由邓云同志担任。1982年2月经省委批准,党总支改制为党委,设党委办公室,医院设有12个党支部,有149名共产党员。民主党派队伍也进一步扩大。

至1982年,本院成为省内科室设置较为齐全,技术力量较为雄厚的综合性教学医
院,尤其以血液病、内分泌、消化、肿瘤、心血管内外科、传染病、泌尿外科、肺科、眼科、
痔科在全省最为著名。全院有建筑面积16744平方米,设九个病区,核定病床450张,
职工790余人,其中卫技人员462人,教学人员65人,科研人员33人,有正副教授16
名,讲师、主治医师146名。据1 981年统计,5年中完成门诊1907274人次,住院病人
28977人次。完成医大1619名学生的临床教学实习,接受进修生882人,各种训练班
307人,培养硕士研究生7名。1979年,放射科、B超室等主办日本超声专家讲习班,并
出版《中日超声医学讲习班内容选编》;1980年起,血液科举办四期全国性培训班;
1980年至1983年传染病科举办两期全国传染病师资培训班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
医院积极开展新技术,1977年7月泌尿外科开展省内首例异体肾移植成功;心血管专业组成功地安置第一台埋藏式心脏起搏器;胸外科自制人工心脏瓣膜应用于临床,填补省内空白;基外科研制成功“直肠吻合器”,在国内较为领先;血液病专业组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活力对恶组的诊断价值,并首次在国内报道血浆置换治疗纯红再障及免疫性疾病。这期间开展新技术64项,取得科研成果75项,其中5项获全国科技大会奖,5项获全国医药科学大会奖。在完成日常医疗工作的同时,定期组织医护人员赴外地帮助开展新的诊疗技术,受到好评。
医院增设医疗设备,主要有:心向量图机、心脏监护仪、心脏起搏器、双相和扇形超声波诊断仪、纤维胃镜、肠镜、支气管镜、膀胱镜、血透机、荧光眼底照相机、闪烁扫描仪、闪烁计数器、电子血气分析仪、脑电图机、荧光显微镜、双目手术显微镜、心电生理记录仪等。
第四阶段:1982年至今1982年至今的15年中,医院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一起抓,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坚持“严谨求实、救死扶伤”的光荣传统,全院职工为医院现代化建设而共同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历任院领导都十分重视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行政管理方面:1982年,郁知非调暨南大学工作,杨松森担任院长,增补张之江为副院长,加强各方面管理,同年被评为省先进医院。1984年,黄怀德任院长,陈昭典任党委书记,张赵盾、汤洪升、叶丁生任副院长,沈卫和、张赵盾(兼)任副书记。在管理方面,确立每周召开有科主任、护士长参加的周会、书记院长联席会议、行政办公会议等制度。加强院总值班制度,实行护理查房、行政查房、夜查房制度,成立全院性抢救小组。1985年医院调整充实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药事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公费医疗管理小组。1987年,医院领导成员进行调整,夏惕勤任副院长,张赵盾任党委书记,李兰娟任党委副书记。本年度被评为省级文明医院。1988年,姜飞球任医院副院长。1989年,医院被审定为国家三级甲类医院,同年成立了文明医院领导小组、医德医风教育小组、质量管理小组。1990年,在全省36家医院开展的“双优”活动中被评为先进医院。1991年,干梦九任医院副院长,王竞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92年,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93年,王竞任医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李兰娟任党委书记,千梦九、李兰娟、何超、陈水泉为副院长。新领导班子制定了《浙医一院党政干部守则及廉政措施》。同年开设名医门诊、分科咨询门诊和专科门诊。医院加强了安全医疗制度,制定医疗质控指标、病历评分细则等。在卫生部组织的行业作风检查中,医院5项指标(医师的医疗质量、服务质量、护士的医疗质量、服务质量和对医院的医疗信任)均名列第一。1994年,医院实行新的奖金制度,新设专职物价员,实行成本核算和质量管理。职能科室逐步应用计算机管理。1995年,加强行风建设及医院文化建设,医院被评为优胜单位。同年1月荣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1996年,评为杭州市文明单位和浙江医疗质量管理优胜单位。同年,医院提出了以病人为中心、缩短平均住院日、争创三级特等医院的奋斗目标。眼科作为医院改革的试点,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罗来纳眼科中心合作成立浙益眼科中心,于5月13日正式开诊。10月,赖瑞南任党委副书记。1997年3月,医院调整了领导班子,郑树森任医院副院长,主持医院工作,何超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干梦九、何超、陈水泉、厉有名、陈亚岗任副院长。医院进一步开展“以病人为中心”的工作,
在缩短平均住院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重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实施凝聚力工程,发挥广大职工主人翁作用。1997年10月,郑树森任院长,何超任党委书记。至1997年6月底,共有22个党支部,有党员393名。有民进、农工、九三、民革、致公、民盟、台盟等民主党派成员共200名。有13个团支部,团员340名。1992年至1994年先后召开首届职代会第一、第二、第三次会议,1995年至1997年先后召开第二届职代会第一、第二、第三次会议。
医疗方面:医院坚持“病人利益至上,医疗质量第一”的方针,不断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发展学科,形成特色。传染病科于1987年起开展人工肝支持系统在重症肝炎治疗中应用,现以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和实验室诊断,尤其各型病毒性肝炎的诊治及抗生素的临床验证和应用见长。血液病科于1987年首次报告成人急性白血病五年、十年生存率,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目前对白血病的综合治疗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在血液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的临床实验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眼科于1996年开展了新型的无缝线角膜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与折叠式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以及高度近视眼的眼内接触镜植入术。目前在眼屈光学、眼底病学、角膜移植方面成绩斐然,白内障手术治疗与国际接轨。泌尿外科于1985年开展尿酸结石的溶石治疗、前列腺增生的冷冻治疗;1987年开展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在肾癌诊断中的应用、复杂性尿道狭窄的会阴部皮瓣替代术;1992年开展第十肋间胸膜外胸腹联合切口的应用;1994年开展体外冲击波碎石技术。目前承担WHO的计划生育课题。心内科于1985年开展省内首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1989年开展省内首例经皮二尖瓣球囊成形术;1992年开展省内首例射频消融术治疗室上性心动过速;1993年率先在国内开展以Rashkind双伞闭合器关闭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PDA);现介入性诊断与治疗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在省内具有明显优势。肾移植血液净化中心自1991年成立以来,完成血液净化治疗35000多例次,尿毒症患者经透析治疗存活最长时间已超过14年。至今完成肾移植500余例,年移植总数超过100例,一年存活率达97%,其中最长存活10年以上,属国内先进水平。
心胸外科于1982年开展深低温停循环心脏直视手术;1985年开展省首例大隐静脉冠状动脉搭桥术。目前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肛肠外科于1984年开展全结直肠切除、小肠贮袋肛管吻合一期手术,治疗顽固性溃疡性结肠炎和家族性腺瘤疾病;1986年对顽固性排便困难开展手术治疗;1995年开展复发性直肠癌再手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普外科于1982年开展全胃切除采用小肠代胃术;1990年开展省内首例腹主动脉瘤切除术、人造血管重建术;1993年开展腹腔镜手术;1994年开展肝癌冷冻;目前对肝癌的治疗、胰腺炎诊治以及TIPSS手术等血管介入治疗,具省内领先水平。普外科、肿瘤科、放射科于1985年率先在省内开展肝动脉DSA检查和介人性肝动脉治疗;1 986年在国内率先行数字减影肝动脉并肝静脉造影术;肿瘤外科在治疗甲状腺肿瘤、胃癌和肝癌的方面颇有特色。消化内科于1992年开展胃肠功能及24小时食道胃液PH检测;1994年开展内镜直视下放置食管支架治疗食管狭窄;1997年开展内镜十二指肠乳头切开取石术。现内窥镜诊治消化道疾病方面有独到之处。内分泌内科在糖尿病、甲亢诊治方面省内领先。呼吸内科纤支镜检查和治疗始终保持省内领先水平。口腔科在口腔颌面部肿瘤、畸型缺损、颞下颌关节病诊治及人工种植牙技术方面具有优势。耳鼻喉科在听力重建手术、全喉切除发声重建手术等方面有独到之处。
骨科脊柱外科手术具较高水平。神经外科开展各种颅脑手术,成功率高。神经内科以脑血管病及癫痫治疗见长。皮肤科以激光治疗、冷冻治疗见长。中心监护病房的设备、规模及技术均达到国内第一流水平。放射科设备精良,可开展多种省内先进的介入治疗。
麻醉科成功地开展多种高难度手术的麻醉,使危重病人得以挽救。病理科在免疫组化、骨髓活检、癌基因检测、冰冻切片等技术省内领先,质控连年优胜。输血科在国内率先开设血液治疗门诊和建立输血会诊制度,十多年安全输血无感染。超声诊断科开展占位性病变的彩色血流鉴别、多普勒检测、术中超声等新项目,达到较高的诊断水平。检验科参加WHO微生物室间质控多次取得了国内第一、二名的优秀成绩。护理部开展整体化护理的试点工作。15年来,医院总门诊量达7950807人次,住院病人达124866人次,住院手术达76834人次。近5年来,先后组织医疗队30批,210人次,其中多数为高级专家,赴遂昌、云和、青田、玉环、东阳、嵊泗等山区、海岛地区开展医疗扶贫、救灾防疫、学术讲座等活动。积极组织向社会献爱心活动,多次为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免费治疗。并参加援外医疗队赴马里中非等国家开展医疗工作。
教学方面:作为教学医院,曾多次受卫生部委托,举办了传染病、血液、眼科、泌尿科、肝癌、胃镜、B超等全国性的培训班,为省内外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980年浙医大医学系实行院系结合,成立医学一系、医学二系,相应成立了内、外、传染、中医等10个教研室,院系结合筹备小组组长为郁知非。本院承担医学一系的教学任务。1988年9月,一、二系合并为医学系,至1990年6月医学系再度分为医学一、二系,本院院长兼任一系主任。1993年10月临床医学院成立,由本院院长兼任第一临床医学院院长。
医学一系成立以来,医院承担医学系五年制、三年制的临床课程及预防医学、护理等专业和成人教育的临床教学任务。自1988年起,承担临床医学七年制教学任务,在七年制教学中开展单科独进,床边教学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方法和综合分析能力;经常采用以问题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的形式,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外语教学,编写英语补充教材,在英语试点班与七年制教学中增加英语授课的比重,在实习中开展英语交班、英语查房,提高学生临床外语水平。现年教学时数达5000余学时,每年为社会输送合格的高级医学人才150名左右,合格率达97%左右。医院每年接受毕业实习生200余人次,每年接受省内外进修医生200余名。此外,还承担了大量的进修医生培训和成人教育任务,并与金华、嘉兴、湖州、台州、杭州等10余所教学医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定期抽调教师进行教学检查、辅导、上课、教学查房等教学活动。自1986年起,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汇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理论辅导课讲义》,并修订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手册》。1994年起,和德国赫司特公司联合举办学术活动,开展专业讲课130次;外语讲座20次;举办英语沙龙20次,参加人数共15000余人次。自1997年1月起,受卫生部委托先后举办了“白血病治疗新进展”、“临床输血理论与实践”、“食管疾病诊治新进展”、“胰肾联合移植及其它器官移植的新进展”、“介入性心脏病学新进展”、“危重病监测与治疗及脏器生命支持技术应用”、“彩色多普勒的临床应用”等14个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并举办“现代心脏瓣膜外科基础理论及应用”等6个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医院设有传染病、心血管、血液、眼科博士研究生点4个,有消化、内分泌、普外、泌尿等硕士研究生点15个。82年以来,共培养博士生25名,硕士生182名。
科研方面:医院坚持以高科技服务病人的方向,1993年12月医院设立了科教科。
医院设有浙江省器官移植中心、省护理中心、省药物不良反应监察中心、省核医学中心、省中毒急救与防治中心等。并设有传染病研究所和血液病研究所,其中传染病研究所病毒性传染病实验室于1996年被批准为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成为我省首家部级医药卫生重点实验室。另设有细菌、免疫、病毒、消化4个专业实验室及消化病、心血管、内分泌、肝胆胰外科、泌尿外科学、心胸外科学、眼科学、感染病、临床免疫病理、核医学、肿瘤外科、临床药理、计划生育研究所男科学临床研究室,共13个。拥有省级、校重点学科5个,分别是传染病学科、血液病学科、心血管病学科、器官移植学科、泌尿外科学科。历年来获得了许多科研奖项:1982年至1991年,共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6项,省级科技进步奖31项。1992年立项课题有27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I项。1993年立项课题24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3项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发表论文165篇。1994年立项课题27项,其中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6项,18项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发表论文182篇。1995年立项课题35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17项,5项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发表论文212篇。1996年立项课题61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1I项,8项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发表论文228篇。医院积极开展重点学科建设,1992年确立器官移植为本院重点发展项目,以此带动其它学科的发展。同年着手进行移植的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1993年4月进行省内首例异体全肝移植获得成功。同年进行了心脏移植的动物实验。1994年至1996年先后进行了三例胰十二指肠及肾联合移植术治疗糖尿病并发晚期尿毒症患者,均获成功,存活时间之长属亚洲最佳记录,主刀医师郑树森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受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接见。1994年以来,成功进行三例异基因骨髓移植。1996年成功地进行了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同年,。肾移植达到103例。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1994年5月,主要从事角膜移植、肝脏和胰腺移植、肾脏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心脏移植及移植免疫、移植分子生物学等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工作。1995年被确定为省器官移植中心,逐步成为全省器官移植工作的临床、科研基地。
医疗设施建设:1984年,医院购置El本东芝1250毫安x线装置一套,包括心血管造影机、断层摄影、胃肠遥控装置、数字减影四个部分。1987年,购置B超仪、麻醉机、心导管、自动生化分析仪。1988年,医院购置ECT、中心监护系统、口腔全景X光机、动态心电图机。1989年,购置全身CT扫描机、血凝仪、人工肾机、牙科活动机、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冷冻切片机、呼吸机、人工心肺机、血细胞分离机等。1991年,医院新增中央监护系统、多功能呼吸机等仪器。1993年,医院购置了前列腺射频治疗仪、全能麻醉机、眼用AB超仪、口腔综合治疗台等。血液科建立了骨髓移植病房。1995年,医院新增体外超声波碎石机、钼靶x诊断仪(乳腺摄影机)、彩色多普勒电脑声像仪等先进的设备。
基本建设方面:1983年、1986年、1987年分别完成华家池1幢、2幢、3幢职工宿舍楼的建造;1995年,完成定海村两幢宿舍的建造,改善了职工住房条件。1984年医院5060平方米的专科病房楼完工。1991年7月完成九层病房大楼的建造,9月10日开始试用。1992年5月17日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完成马所巷的堵巷工作,改善了就医环境。同年,门急诊综合楼经省计经委批准立项。1994年,门急诊综合楼的规划工作基本完成,建筑面积达38000平方米,并开始设计。1996年8月医院举行门急诊综合楼(系浙江省重点工程)开工典礼。当时,省政府柴松岳副省长、徐志纯副省长等领导同志为工程奠基。门急诊综合楼一期工程——传染病楼于1997年5月份完工交付使用。
医院注重发展国际联系和交流。近5年来接待1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约200人次,派往美国、德国、瑞士、El本、法国、香港等31个国家和地区留学、讲学、合作科研和参观学习的人员有约300人次。
悠悠五十载,杏林春满园,医院现已成为全省医疗、教学、科研指导中心之一,在省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新闻媒介广为传播。一些新闻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健康报》等大报显要位置,甚至在国外报刊电台报道。近三年来,平均每年在省市新闻媒介发表新闻报道200余次。医院占地面积41亩,现有医疗建筑使用面积36344平方米,全院职工1300余名,拥有教授、主任医师等高级职称医护专家160多名。核定床位760张,每年门诊工作量近60万人次,住院病人1万余人次。兴建中的门急诊综合楼建筑群由主楼21层、群楼5层及感染病楼5层组成,可满足每天3000人的门、急诊量,将成为浙江省最先进的医疗建筑之一。50年来,严谨求实,已成为医院发展的根基。浙一人将继续发扬“严谨求实、救死扶伤”的光荣传统,在医院内部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享受愉悦,陶冶情操,进一步增强向心力、凝聚力,团结奋进,用不懈的
努力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院史

概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座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现代化的综合病房大楼与古老灵秀的宝傲塔、崭新嵯峨的城隍阁遥相对应。登上十五层医院大楼之顶放眼眺望:咫尺西湖,浓妆淡抹尽收眼底;千年杭城,英姿勃发一览无余。星移斗转,五十春秋,儿童医院随着杭州的飞速发展,也发生了根本的、瞩目的变化。
春风玉露,物润华发。儿童医院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在历届党委和院长的率领下,认真贯彻党中央方针政策、法令法规,集全院职工之创造性,一步一步,把医院建成了融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为一体的,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浙江省最大的综合性儿-r 童医疗、保健、科研、教学中心。五十年来,医院职工与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经历了艰难困苦,致力改革创造,始于简陋,迈入现代。医院前进的每一步脚印,都渗透着几代人的智慧和血汗,每一个里程,都铸刻下几代人的荣誉。今天,我们认真地记录与研究这一部创业史,足以告慰前辈、激励后人。下面就历史、现实、未来三部分作综合记述:
回顾历史 创业维艰
1922年6月。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成立,并在杭州延安路孩儿巷13设立了附属医院,医院规模极小,并无儿科医师,一切妇幼疾病皆由内科医师诊治。1949年杭州解放后,军管会进驻卫生系统,接管了附属医院,军代表曹明,医院代院长石华玉教授。当时医院只有6张儿科病床,每天门诊仅10余人次。1950年初,省卫生厅派高峰同志来院担任行政院长,赵兢初教授任业务院长,铁文同任政治协理员,军代表曹明调离。
一.初创期(1951年—1954年)
1951年5月,原“浙江省医药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儿,妇产科与原“省立杭州医院”和“浙. 江省立医学院”的儿、妇产科合并,在孩儿巷164号附属医院原址成立了“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
院址原为伪浙江省省长夏超的私人官邸,经过装修,勉强安置了100张床位(产科50张,妇、儿各25张)。妇、儿分开门诊,儿科门诊日50人次左右。第一任院长厉矞华,由浙江省首任省长谭震林任命,高峰任党支部书记兼行政院长,吴廷瑶任副院长。当时全院职工人数约100余人,仅厉矞华、王宗瀛等5位儿科医师。总护士长陈文淑,辖护士长4-6人、护士约20人。设备极其简陋,听诊器是主要的诊断工具。科不分内外,事不论大小,大家通力合作,除医疗之外,还要承担其他工作如预防接种卡介苗、破伤风疫苗、培养改造社会上的接生婆等。
1952年,原“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了“浙江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妇产科、儿科并入省妇幼保健院,行政事务由卫生厅管理,业务技术归属医学院管理。当时医院的床位数已增至150张(妇、产各50张,儿科50张),由于就诊人数日益增多,原有的规模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1953年8月,妇产科迁到杭州市学士路10号原弘道女子中学旧址,儿科仍留在孩儿巷原址。1954年2月,经省政府批准,省立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与儿科分开建制,分别成立了“浙江省妇女保健院”和“浙江省儿童保健院”。至此,浙江省唯一的儿科专科医院正式诞生,厉矞华任院长,高峰任党支部书记兼行政副院长。临 . 述床分楼上楼下两个科室,厉矞华、王宗瀛分别担任科主任。当时主要医师有李鸿汉、钟同玺、裘克文、黄达枢,叶瑞云、宣祥林、黄贵德、陈卧兰、黄文曼、张世慧、李秀珍、杨秀芳及护士叶 .庆云等人。全院共50—60人,床位由50张扩大至60张,医护人员门诊、病房统一调遣,采取24小时负责制,不能离开医院。
二.发展期(1954年—1965年)
儿童保健院成立之后,由于业务迅速开展,门诊人次与床位比例的矛盾日显突出。经上级审批并拨款,在一街之隔的竹竿巷101号(现57号)筹建新院。这里原是一座古刹天长寺,古树、池塘、老井、芳草萋萋。近延龄路(后改延安路),闹中取静,是儿院较理想所在。新建的医院建筑面积5230平米,包括门诊楼、住院楼、草地花园,门诊部前的一大片葡萄架,遮天蔽日,体现 ]了超前的绿化意识。1957年新院竣工,年底迁入住院部,次年1月又继迁门诊部。新的儿童保健院有3个普通病区和1个传染病区,计床位120张。门诊除医疗科室外,尚有药、化、放、供应、营养等辅助科室。职能科室有人事、总务、保健科及图书、病案等室。全院工作人员139人(含 J医学院教学编制7人),床位与工作人员之比为1:1.1。1958年医院创办了第一所护校,收学员18人。1959年春为浙江培养了第一批60名儿科专业医师,这是播向全省的儿科医务工作者的种子。医院曾组织过100名浙医学生进行小班轮回教学,为浙江儿科培训了师资。1958年浙江省各地发生了麻疹大流行,儿院职工全力以赴,腾出食堂、走廊、库房等作临时病房,病床增加到230张,医务人员日夜抢救患儿,及时遏止了麻疹传染的事态,受到了政府的褒奖。事后总结并写出了“1831例麻疹病例分析”论文。1960年,医院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保健院”,受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省卫生厅双重领导,党支部统一改为党总支。儿保迁址后一个时期,在医院党总支的领导下,政治思想工作十分活跃,提倡“又红又专”,医院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广大职工特别是知识分子奋于自我改造,勤于敬业服务,1958年曾涌现出先进工作者49人,其中裘克文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1960年陈美章、陈宏志开始筹设外科,1961年医院正式成立了,J,JLgF科,从浙医二院调来彭崇惠任负责人,从此医院结束了单一的儿内科状况,步入医疗多元化道路。随着编制的扩大、技术力量的加强,医院初具规模,开始朝融医疗、教育、科研、保健为一体的方向探索发展。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
1966年“5.16通知”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社会上派性对立,组织涣散,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儿院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广大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均受其害,党政医疗工作和正在实施的发展计划受到严重的干扰与破坏。1968年11月医院成立了“革委会”,成员有赵瑞茂等8人,科室组织机构打乱,指定临时负责人维持工作。 ~。文革”期间,大多数同志能牢记“为儿童健康服务”的宗旨,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医院倡导“中西医结合”,组织医护人员上山下乡,一方面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一方面用一根针、一把草坚持为工农服务,抢救治愈的病人无以数计。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医院不忘学科建设,在 11972年成立了白血病研究组,这是儿院第一个科研组织,设有专科病房,在厉矞华教授的鼓励与带动下,开展了对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研究工作。1976年成立了内科实验室,为医疗、教学、科研筹建了实验基地。
四.整顿与恢复期(1976年—1978年)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长达I 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通过批判极左路线,清算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罪行,逐渐消除了派性,儿院新的党委与领导班子也随之组建起来。在整顿初期,由厉矞华任院长,水泉祥、薛品荣、庄明善任副院长,高峰与上官光钦分别任党委书记、副书记。医院领导班子团结一心,坚决执行党中央“拨乱反正”指示,狠抓组织整顿与政治思想建设,通过内查外调,为12位党内外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恢复了名誉。
五.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期(1978年—200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保证改革开放的顺l 利进行,1983年在全院开展了“五讲四美”和。三优一学”活动,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进一I 步贯彻“医院工作条例”,以有序化取代。文革”中的无序化。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全院职工意气风发,积极行动,改变“脏、乱、差”的历史状况,竭力创造“清洁、整齐、安静、舒适”的文明环境。在1983年的“文明礼貌活动月”中,儿院被评为浙江省8个省级医院。优良秩序”单项第一名。
这个时期,医院规模迅速壮大。1978年破土兴建外科楼,1980年外科楼落成,由原来的外科分为普外科、骨科。1981年3月成立d,JL,L,胸外科,原内科病房加到四层。1984年5月,在美国民间健康基金会(HOPE)的帮助下,成立了浙江省唯一的“新生儿监护中,L,(NICU)”,初起由中美专家联合工作,从此开始了与国际更广泛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据1985年底统计,全院有10个病区,320张床位,工作人员600余人,其中主任医生(教授)1人,副主任医生(副教授)10人、主治医9币(主管护师、主管技师、讲师)等中级职称53人。1985年医院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儿童医院”、“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1984年以来,医院三易领导班子,洪文澜、水泉祥、康曼丽、赵正言先后担任院长和党委书记,其间曾任副院长的有薛品荣、唐佩文、欧弼悠、陈肖肖、戎芬芬。现任院长赵正言,党委书记薛金增,副院长俞惠民、杜立中,党委副书记方曙。三届领导班子肩负深化医院改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使命,他们承前启后,带领全院职工开拓进取,使医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85年,新生儿监护室已拥有呼吸机、心肺监护仪、床边X线机等国内领先的仪器设备,能开展对早产儿肺透明膜病正规、有效的人工呼吸机治疗,对极低体重儿的抢救成功率也显著提高。
该中心成立后每年抢救各类危重病人近千例,成功率达90%以上。小儿心胸外科体外手术近300例,手术成功率90%以上,开展法乐氏四联症等高难度的d,JL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在省内初具I 影响。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尤其是独生子女,一患病就要到儿童医院来诊疗,儿童医院门诊与住院人次日趋增多。1985年年门诊26万余人次,到1990年年门诊达42万余人次,2000年达到83万余人次;1985年住院患儿6000余人次,1990 概述年8000余人次,到2000年达14000余人次。病人的快速增加,医院硬件设施与病人流量极不适 工]J[夏 应,矛盾越来越突出,为缓解医患矛盾,医院改善门诊和住院环境已迫在眉睫,1983年省政府正概 式批准立项,在原门诊地块上建造新的12000平方米的门诊综合大楼,1984年破土动工,1988年述竣工投入使用。门诊大楼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就诊环境,同时增设了许多迫切开展的科室,如口腔 J科、耳鼻喉科和内外专科门诊以及新的检查项目,扩大了内科实验室、图书馆和病案室等。
进入九十年代,医院在新生儿监护方面已达到国内领先的水平,d,JL心血管内外科、小儿白血病的诊治及小儿消化等方面发展迅速,在全国儿科颇具影响。随着医院知名度的扩大,全省乃至周边省市的患儿都慕名而来,内科病房尽管增加到360张床位,仍远远不能满足病人需要。病房小、设施简陋、结构不合理制约了医院的发展,极待改建新的病房大楼。1993年医院提出申请要求省政府建造新的病房大楼。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郑树教授得知泰国M·亚太有限公司总裁林明达先生愿捐款儿童福利事业,热心牵线,林先生同意捐款150万美元用于儿童医院建造病房大楼,并于1996年5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捐款仪式,这样很快促成了省政府对儿童医 ,院病房大楼项目的立项。1997年12月底病房大楼在原内科病房地块上破土动工,2000年底新病 I房大楼竣工,2001年4月投入使用。新病房大楼15层,高度为57.5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 I2—14层为病房,设床位550张。同年6月5700平方米的辅楼竣工,8月投入使用。新病房拥有高 J智能化的设施装备,为病人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技术和住院环境。
198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我院为儿科博士点,2000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加速了研究生的培养,到2000年医院共培养研究生76人,其中博士生15人、硕士生61人。
为加强医院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1991年成立了“儿科研究所”,1997年成立了“浙江省新生儿疾病防治中心”、“浙江省dgL,61血管防治中心”,1999年1月成立了“浙江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浙江省基因诊断中心”。1995年以来医院每年投入500-800万元人民币购置医疗和科研仪器设备,到目前为止医院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已逾5000万元人民币。
1998年9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所学校合并,我院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儿童医院”和“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目前医院有职工823人,其中教授、主任医师48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106人,拥有一批学科专家与研究生导师队伍,指导医疗、教学、科研和儿童保健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狠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了医院的综合素质,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形象,为今后创国内外一流的儿童医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 突飞猛进
五十年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儿童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陋到现代化,从单一的儿内科逐步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科系完善、特色突出、专家荟萃的综合性儿童医院,成绩斐然,令人瞩目。在医院的创业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工作量
工作量逐年增大,医疗质量逐步提高(附工作量统计图),现拥有稳定的病人来源, 1年门诊80—90万人次,住院病人1.5—1.8万人次。
创收在依法合理收费、减轻病人负担的前提下,开源节流,医院财务收入年年递增,现年瑚壁爹t年 . 1一收入达1.8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列全国儿童医院首位。
基建
改革开放二十年,是医院大兴土木的二十年。经过三次大的拆迁、维修、新建,使医院环境焕然一新,总投资1.32 t’L元,总建筑面积39562平方米。新投入使用的病房大楼是集消防报警系统、中央空调系统、卫生电视接收系统,监控系统、楼字自控系统、广播系统、电脑网络系统、医用气体系统、局部区域净化系统为一体的、全国一流的新型病房大楼。医院用地面积扩大到44.68亩。为解决和改善职工住房,共修建、购置住房207套,总建筑面积12668.97平方米。
设备更新
现代医院发展,引进配置各种高新尖仪器至关重要,医院为此付出了必要的代价,近两年来,每年以1000万元购买设备,现全院医疗仪器固定资产已逾5000万,名列全国儿童医院前茅。
人才培养
通过历年的考核、晋升、招聘、省内外进修及出国留学等多渠道培养,医院现拥有雄厚的师资与技术力量,现有正高48人、副高106人;1982-2000年全院招收博士生15人,毕业8人;招收硕士生62人,毕业36人。毕业留院工作的研究生29人。获得在职申请硕士学位者12人。儿科学是省级重点学科,具硕士、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现有硕士导师28人、博士导师7人。医院近年来共举办国家级的继续教育项目8次,省级13次,与比利时合作举办脑瘫康复项目2次,与浙江省儿科学会共同举办儿科学术交流会年平均1-2次,并多次协助“中华医学会”举办全国性儿科专业会议,借此交流、促进、培养人才。
学科建设
医院十分重视学科建设,按照国际惯例与综合儿童医院的起码要求,逐渐扩大编制。20年来,内科从一个科室发展到8个专业科室:新生儿科、内科监护中心、呼吸科、消化科、血液科、心血管科、神经科、内分泌与肾脏科,外科从无到有,现在设有普外科、骨科、烧伤整形科、心胸外科、外科监护中心、麻醉科等多个科室。学科建设卓有成效,新生儿重症监护、d,JL消化专业居国内领先行列;心血管、白血病恶性肿瘤专业居国内先进水平;是国内新生儿专业重要培训基地。近10多年来,护理部努力适应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己、理——社会医学 模式的转变,积极培养新型的儿科护理人才,现已成为全省唯一能担负起儿科护理、儿科大中专教学、儿科护理科研、急危重症患儿抢救和预防保健的一支充满活力的儿科护理队伍。
科研
医院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工作,为保证各项科研顺利进行,投入了大量资金引进设备,各种渠道培养与招聘人才,加速研究的步伐。根据实际情况对内科实验进行了结构调整,11年的努力,现有“四室两中心”(即营养分析研究室、血液肿瘤研究室、免疫生化研究室、生物分子研究室、浙江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与浙江省基因诊断中心)。实验人员由1976年的2人增至现在的13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实验场所增加到1000平米,设备齐全,已通过政府验收,定为中医药国家二级实验室,是医院开展科研的主要实验基地。为使科研纳入正规道路,早在1991年就成立了“儿科研究所”,有大批专家参与研究课题。近10年来,全院共承担省、国家科研102项,已完成鉴定33项,获奖31项(附表)。
论著据不完全资料汇总,全院共发表论文2000余篇(国家级刊物约400余篇、其中中华级200余篇),编写专著与教材近20部。
儿童保健
自1987年成立儿童保健科以来,工作成绩显著,已开展了心理评估、视听保健等多个检查新项目,对全省儿童保健工作起到指导作用。科研、教学、学术交流、儿童健康教育10概述卓有成效。
儿科教学
儿科教研室成立于1952年,人员由当时的3人发展到目前的14人(高级职称13人),1996年又成立了医学儿科系,五十年来为培养儿科专业知识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文革以后,每年大约除完成10—14个班(300—400人)医学系儿科教学任务外,还完成了其他有关科系的儿科教学与提高任务。累计年教学超1300余学时。
国际交流
自1993年与美国民间健康基金会合作建立“新生儿重症监护中心”以来,先后与加拿大、日本缔结了“姐妹医院”。20年来共接待国际友人100余批,近1000人次,125次派人出国学习考察,通过经验交流、设备引进、技术培训,使医院在现代化进程中获益匪浅。
荣誉示例
医院连续13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医院”。1990年以来计划生育工作年年被评为下城区市级先进单位。1988年门诊获省市医院“双优竞赛”急诊质控第二名,1991年获84家医院窗口服务第三名,1993年以来年年被评为下城区传染病监控医院和管理标兵。1996年被卫生部评为妇幼卫生先进单位。1999年被评为浙江省医疗卫生先进单位。
展望未来 争创一流
医院发展总目标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医院将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根据浙江大学提出的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以科研为动力,争取用5一lO年时间达到国内一流儿童医院的水平,用10年时间,使若干专业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医院的最终目标是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儿童医院。
医院发展五年规划
1.扩大住院床位数.满足病人需要。至2005年,床位数从现有的580张增至800张,职工人数控制在1100人以内。
2.整体规划医院。加强基本建设。5年内扩大医院用地16亩,保留发展用地6亩,新建门、急诊大楼1.8万平方米,使医院建筑面积从现有3万平方米扩大到5万平方米。同时,扩大绿化面积,营造洁净优美的就诊环境。
3.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力争使医院总资产从现有的2.57亿元增加到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由现在的1.8亿元增至3亿元。医院年总收入达2.2亿元人民币。
4.强化质量管理.提高医疗质量。建立由老专家为主体的医疗质量管理小组,制定质量考核内容和评估指标,将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
进一步完善整体护理,加快住院病人周转率,平均住院日控制在10天之内。
合理使用抗生素,严格控制院内感染。使抗生素合理使用率在85%以上,将院内感染率控制在10%以下,无菌手术切口感染率<0.5%,无菌手术切口甲级愈合率>98%。
严格输血登记审批制度,大力开展成分输血,使之继续保持在85%以上。
5.加强学科建设.重视人才培养。
根据医疗、科研、教学的需要,按专业组建科室。巩固原有一些专业在国内的领先地位,扶持新兴专业进入国内先进行列。
每年开展或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新项目。
新生儿疾病的防治与研究:重点对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病原、重症呼吸衰竭的急救、神经生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使其系统化;
消化专业:在已开展的d,UL消化内窥镜、胃肠动力诊治技术的基础上上,进一步开展食道扩张、ERCP、HP感染的分子生物学等研究;
小儿心血管专业:重点对复杂先心病的治疗、心导管介入治疗、z先心病的发病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开展微创心胸外科、大血管转位的SWITCH手术治疗;在条件成熟时开展心脏移植手术。
血液病的治疗与研究:开展对部分自行研制的抗人白血病单抗体进行人源化改造,进一步开展对血液恶性肿瘤进行各种造血干/祖细胞的移植等多种项目的治疗与研究;
小儿神经系统疾病:重点开展对小儿癫痫病因及治疗的研究、对神经肌肉性疾病的分子病理研究、对小儿脑瘫流行病学调查及康复的研究;小儿外科:开展小儿器官移植工作,重点在肝脏、肾脏移植方面有所突破;r 儿童保健:重点研究环境、营养因素对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深入开展对儿童生存质量的监测,对先天性疾病进行分子生物学筛查与诊断,开展对营养性疾病、心理疾病的早期干预。
l 以各种方式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人才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学历层次、外语水平、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引进国内外相关学科的高级人才,做好青年学科带头人的选拔和培养,建立合理L 的人才梯队。5年内拟培养博士生导师8-10名,硕士生导师20名,争取90%的专业有硕士生导师,50%专业有博士生导师。争取有2—3名教师进入“151”人才梯队。
6.增加科研投入.加强实验室建设。每年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以更新和增加医疗仪器设备,增强医务技术力量。科研经费投入占医院平均业务年收入的3—5%,争取本院实验室成为省重点实验室;申报科研课题、发表论文和科研成果的获奖方面,在现有的层次和数量上有较大的提高。
7.建立和完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引进相关专业人才,加大软硬件的资金投入,建立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的计算机网络。213年内,实行挂号、批价、收费一体化,扩大门诊病人基本信息的收录;建立门诊医生电子处方管理系统、病房医嘱管理系统、住院病历基本信息数据库、院内感染管理系统、检验(实验)自动传输及查询系统、药库管理系统等,实行医疗流量、药物流量,设备、后勤和财务的计算机管理;在3-5年内引进图象管理系统(PACS),建立图片资料的处理及网上传输,部分替代传统的实物图象储存方法。
8.深化医院改革.推进医院管理I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搞好定岗、定编、定员工作,逐步实行岗位聘任制,由身份管理转变为I 岗位管理;根据医疗工作需要,减员增效,调整各类人员的配置,扩大卫技人员比例,缩减行政、. 工勤人员,使病床数与人员之比渐趋合理。
L 深化奖金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科学的业绩评估和奖励制度,使之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I 加快后勤改革步伐,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后勤服务全面社会化。

医院名称沿革一览表

时间  医院名称  隶属关系名 
1949年以前 浙江省医药专门学校附属医院  浙江省医药专门学校
1951年  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  浙江省卫生厅、浙江省立医学院 
1952年  浙江医学院附属妇幼保健院  浙江医学院、浙江省卫生厅
1954年  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浙江医学院、浙江省卫生厅 
1960年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保健院  浙江医科大学、浙江省卫生厅
1985年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省儿童医院 
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浙江医科大学、浙江省卫生厅 
1999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省儿童医院 
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浙江大学、浙江省卫生厅 

历届院级行政领导一览表

任职时间 院长  副院长
1951年~1968年  厉矞华 高峰(1951年~ )
吴廷璹(1951年~? )
刘庭选(1954年~? )
郭云翔(1960年~? )
1968年~1976年  文革期间由医院革委会替代行政领导
1976年~1983年  厉矞华 高峰( ~1983年)
水泉祥(1978年~ )
薛品荣(1978年~ )
宋遵杰(1978年~1981年)
庄明善(1979年~1983年)
洪文澜(1981年~ )
1983年~1991年  洪文澜  水泉祥(1987年调浙医大任组织部长,后任浙医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薛品荣
康曼丽(1983年~1991年)
赵正言(1984年~ )
唐佩文(1987年~1991年)
1991年~1997年 康曼丽  赵正言( ~1997年)
陈肖肖(1991年~ )
薛品荣( ~1994年)
欧弼悠(1991年~1994年)
俞惠民(1994年~ )
戎芬芬(1994年~ )
杜立中(1995年~ )
1997年~2000年 赵正言 俞惠民
杜立中
陈肖肖( ~2000年)
戎芬芬( ~2000年)
2000年~至今 赵正言 薛金增(2000年~ )
俞惠民
杜立中

医院五十周年大事记

1951年 5月,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儿科、妇产科与杭州省立医院儿科、妇产科合并,成立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厉矞华任院长,高峰任书记。
1952年 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在妇幼保健院内设立儿科教研组,由厉矞华教授负责教学工作。
1953年 8月,妇幼保健院妇产科迁往学士路,儿科留在原址孩儿巷164号,分别筹建儿童保健院与妇女保健院,分开时儿童保健院有职工88人。
1954年 正式成立浙江儿童保健院,组建新领导班子,厉矞华教授任院长,高峰任书记兼副院长。
1955年 儿童医院新院址竹竿巷lol号(现57号)动工。
1957年 年底,住院部由孩儿巷164号迁入竹竿巷101号新院址。
1958年 6月,门诊部相继迁入。
创办护士学校,首批学生20名,医院正、副院长兼任护士学校正、副校长。
1959年 为浙江培养了第一批60名儿科医师。
1960年 医院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保健院,隶属于浙江医科大学。
10月,成立小儿外科,11月进行了第一例手术(肠粘连松解术)。
医院党支部改为党总支委员会,总支书记高峰。
1963年 首例巨结肠根治术(改良Duhamel术)手术成功。
1972年 响应周总理攻克肿瘤的指示,医院成立“白血病恶性肿瘤诊疗研究小组”。
1980年 由厉矞华教授等完成的“三尖杉酯碱联合治疗急性非淋巴性白血病”首次获浙江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外科迁入新大楼,大外科分为普外科、胸外科和骨科。
1981年 经国务院批准,我院成为第一批硕士点。
1984年 与美国民间健康基金会合作建立“新生儿监护中心”,建立中心监护病房,这是我院第一次与国际合作,并首次应用人工呼吸机治疗早产儿肺透明膜病成功。
医院领导班子调整,院长洪文澜,党委书记水泉祥。
1985年 医院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名称为“浙江省儿童医院”和“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药剂科通过卫生厅验收,成为浙江省首家《合格药剂科》的省级医院。
1986年 7月,经国务院批准,我院为儿科博士点。
首次被授予省级。文明医院”光荣称号,并连续保持了这一殊荣。
1987年 ICU首例超低体重早产)L(750克)抢救成功。
1988年 首次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科研项目。
新建门诊综合大楼竣工,举行落成剪彩仪式。
1990年 与加拿大纽芬兰杰尼威儿童健康中心缔结为“姐妹医院”。
1991年 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杜立中)毕业,导师洪文澜。
成立儿科研究所,厉矞华教授任名誉所长,洪文澜教授任所长,康曼丽教授、唐佩文主任医师任副所长。
医院领导班子调整,院长康曼丽,党委书记赵正言。
1992年 建立中央空调系统。
8月,香港东方报业集团马澄坤先生向我院捐赠100万港元,8月25日在医院九楼举行捐赠仪式,参加捐赠仪式的有鲁松庭、张浚生,钟伯熙、厉矞华、马澄坤及医院领导。
与比利时鲁文大学附属医院合作进行脑瘫康复培训项目。
1996年 泰国林云映薇基金会向我院捐赠150万美元,5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捐赠仪式。出席此次捐赠仪式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程思远,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省长柴松岳、省人大副主任郑树等。
浙江医科大学儿科系成立,康曼丽教授任系主任,俞惠民教授任系副主任。
被卫生部评为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1997年 医院领导班子调整,院长赵正言,党委书记赵正言。
成立“浙江省小儿心血管疾病防治中心”。
成立“浙江省新生儿疾病防治中心”。
调整浙江医科大学儿科系系主任,赵正言任系主任。
儿科学被省教委评为省重点学科(B级),学科带头人赵正言。
设立医院护理奖励基金。
1998年1月,医院第一届学术会议开幕。
新生儿学科被省卫生厅确定为浙江省医学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杜立中。
9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医院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并保留“浙江省儿童医院”、“浙江省儿童保健院”名称。
浙江医科大学儿科研究所更名为“浙江大学儿科研究所”,赵正言任所长。
1999年 医院第二届学术会议开幕。
省公安厅授予儿院“治安先进单位”。
成立“浙江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
成立“浙江省基因诊断中心”。
被省人事厅、卫生厅评为全省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心胸外科体外循环年手术突破400例。
2000年 医院第三届学术会议开幕。
医院成为儿科学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已招收一名博士后。
在省政府和学校领导的关心下,新门诊大楼的土地征用(16.5亩)达成协议,医院总面积已扩大至45亩。
中心实验室通过国家中医药二级实验室验收。
普外科成功进行连体婴儿分离手术。
医院领导班子调健.院长赵正言,党委书记薛金增。
新建十五层病房大楼竣工并通过验收。
2001年 医院第四届学术会议开幕。
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成立了泌尿外科、消化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科.肾脏内分泌科、血液肿瘤科、外科监护中心、脑外科、少儿女科等业务科室。
成立‘浙江省儿童听力筛查中心”。
十五层新病房大楼启用试运转。
五十周年院庆暨新病房大楼落成典礼。
第八届全国儿童医院院长会议在我院召开。

浙江大学航空系成立的前后

浙江大学航空系成立的前后
王宏基 陈辅群
《航空史研究》,1997年第3期,62-63

我虽然是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第一届毕业生,但关于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创建过程却知之甚少.因全美老委托,曾于92年向王宏基教授了解,王教授t卡常热情地给我回丁一封极其详细的回信.现将其回f富有关内容作为-,􀀂o 实抄录
击,下.王教授的信中写道:
“…··你嘱我写的浙大回忆.况已写就附上,请验收.·“…王宏基主92. 6. 12.”
〈-) 浙大航空工程系的孕育期一对浙大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中设立航空组的回忆
1940年夏,我经钱钟韩教授介绍,到贵州遵义国立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授.当时,浙女
由于抗日战争烽火.西迁至贵州遵义设立校本部,工学院的各系都在遵义. 钱钟韩教授兼任机
械工程系代理系主任.我初到浙大时,钱先生就征求我的意见,开些什么课程. 由于我曾留学意
犬利攻读航空工程,所以希望开些航空工程方面的课程.于是建议为当时机械系大学四年级学生
ll941年毕业)开设一门选修课“飞机气动为学”,约有20余人选读该课.叉为二年级部分学
生开设一门“空气动力学”.这无形中在机械系中成立了航空组.当时参加该组的有z余承业、周森
沧、陈洪钟、倪步膏、王启东,后者是由上海交通大学转学过来的. 1940年秋,范绪冀先生从美国
C.I.T.学成归国,也受聘于浙犬机械系任教授,他也是航空工程方面的学者,到浙大后,似乎也
为当时机械系二年级航空组的学生开设了航空方面的课程.早已在浙大机械系任教的有万一教
授,他曾和我一起留学意犬利攻读航空工程。
1941年夏,湖南芷江飞机修理厂向浙大机械系赠送两台飞机发动机,浙大派我去芷江接收这两
台发动机.该厂还介绍一位技术员威虎到浙大机械系实验室工作。同年,我介绍了丁履德教授从
陕西城固西北工学院航空系转来浙大机械系任教授。还有浙大校友许侠农教授也应聘到浙大机械
系任教授。这时在浙大机械系内航空工程方面的教授已多达五位之多,颇具成立航空工程系的
条件.那时,我曾和万一教授一起晋见了竺可桢校长,提出了成立航空工程系的要求.但竺校长
认为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困难,不予同意.此后.范绪集教授于1942年夏离开了浙大,丁履德教
授于1943年离开了浙大,1944年夏我也因遵义气候对我健康不适宜而离开丁浙大.这时在浙大
成立航空工程系的呼声,暂时沉寂下来。但在机械系内设立航空组的形式,却固定下来了。因此.
这段时期可以说成是浙大航空工程系的孕育时期。
王宏基1992. 6. 12
(二) 浙大航空工程系的成立及其韧始阶段的回忆
1944年,浙大航空系在重庆正式招生,录取了约30名新生.浙大的全部一年级新生,包插
理、工、文、农等学院的全部新生,都在离湄潭县约15公里的永兴镇上课。通过了一年级的学年
考试合格后.才有资格分别到遵义和湄潭的院本部继续上学,工、文学院在遵义,理、农学院在湄潭。
遵义时受到机械系航空组的陈晓光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的热烈欢迎,这时我们中的许多人才
知道浙大机械系里还有一个航空组.航空系的教授.除丁原先就在机械系的万一教授外,其它的
教授,包括梁噪教授和范绪算教授都是1945年先后到达遵义浙大航空系任教,航空系系主任
为范绪宾教授。航空系一、二年级的课程基本上都和机械系的同学一起上。抗战胜利后,航空系
于J 9 ,1 6 年暑假随校本部迁回杭州.到杭州后,在系主任范绪寞教授的精心、艰苦的经营下,浙大
航空系在师资和实验室建设上,有了很犬的发展。从1946~的年的2~3 年间,正教授有:范绪
宾梁守黎、万一吻费、陈维新、戴昌晖等,此外z黄王珊教授予1 948~ 49 年业务休假期间在
浙犬航空系任教. 副教授有:黄培楠、胡维群等。讲师有2 陈克宣.助教有:王培德、柳克平、沈达宽、吕茂烈、梁国炜、陈辅群、孙希任等。实验室
有:技术员史家骏,工人有:金兆、源、陈金标、章根砚、陆毓慰等.实验项目有2 回流式凤洞、烟风洞、
水模拟、活塞式发动机增压器、汽化器、结构强度、光学弹性、飞机仪表等十几项试验.这里值得
提出的是,处于当时学校教育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建设凤洞,系主任范绪集教授到处奔波,
赔进了不少工资,向上级和有关单位筹集了不少资金,而且亲自指导,并囱王培德先生负责设计、
在真它人员配合下,待别是以技术员史家骏先生为首的实验室入员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较短的时
间内,建成丁试验段为3 × 3 费尺、当时高校中唯一一座回流式风洞。虽经两次搬迁,迄今,该设备
仍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教学上发挥作用。
浙大航空系第一届1948年毕业生共九名:
林作听、李贻策、赵风嚣、倪德同、王适存、梁国炜、陈辅群、王继通和喻克勤.第二届1949 年毕
业生共四名:孙希佳、夏正宗、石怀琦和诸提高。
陈辅群 1997. 4. 20
作者地址: 710072 西安市西北工业女学北村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校友卷
作者: 吴秀明
责任编辑: 宋旭华
ISBN: 978-7-308-09139-8
字数: 1463.0
出版日期: 2011-10-21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编撰说明 3
我心中的浙大中文系(代序) 6
上编 绚烂春华:百年发展历程 17
一、筚路蓝缕,弦歌不断(1920 — 1949) 19
二、同源异脉,迁变有常(1949 — 1999) 26
三、万流归海,博雅为宗(1999——) 35
附: 44
1 .回忆建国前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耕耘社 44
2 .忆建国初期中文系的学生活动 49
3 .荡漾在文学的世界里——记浙江大学飞来峰文学社 52
下编 叶茂秋实:各界校友撷英 55
一、教育学术 57
专题介绍 57
陈从周 57
朱生豪 60
校友介绍 65
曹础基 65
曹文彪 65
陈 飞 66
陈 铭 66
陈剩勇 66
陈翔华 67
陈 晓 68
陈耀东 68
陈 野 68
陈有西 69
陈玉兰 69
戴耀晶 70
邓 楠 70
丁 宁 71
方 勇 71
龚 刚 72
管燮初 72
顾志兴 72
洪治刚 73
胡星亮 73
黄 旦 73
黄昌勇 74
黄盛璋 74
黄灵庚 75
黄书泉 75
季学源 76
蒋承勇 76
蒋冀骋 76
金祥恒 77
李立成 77
李广德 77
梁晓虹 78
林 怡 78
刘乃昌 78
卢敦基 79
骆祥发 79
吕立汉 80
吕新雨 80
马大康 81
马锡鉴 81
毛谷风 82
毛建波 82
毛雪非 82
毛昭晰 82
孟醒仁 83
倪邦文 83
彭少健 83
彭耀春 84
裴毅然 84
任桂全 85
任 远 85
邵敬敏 85
邵荣芬 86
沈洪保 86
沈家庄 87
施亚西 87
施议对 88
寿永明 88
孙常炜 88
孙崇涛 89
王建华 89
王尚文 90
王文彬 90
汪聚应 90
汪剑钊 91
吴存存 91
吴 蓓 92
吴雪景 92
夏崇德 92
项义华 92
解 芳 93
徐 规 93
徐顺平 93
徐颂列 94
许光华 94
杨金鼎 95
叶 岗 95
叶继奋 96
叶世祥 96
叶育登 97
叶永锡 97
殷寄明 97
余凤高 98
俞 虹 98
袁振保 99
袁毓林 99
曾 良 99
张涤云 100
张鸿声 100
张继定 101
张兴武 101
张叶芦 101
张世欣 101
章楚藩 102
章祖安 102
章柏青 102
郑元者 103
周本淳 103
周舸岷 104
周育德 104
查晓刚 105
祝鸿杰 105
卓勇良 105
邹志方 105
卜曹元 106
陈丽彬 106
陈生中 107
陈胜利 107
程忠海 107
丁凤星 107
范培元 108
方荣权 108
冯中杰 108
傅佐之 109
郭吉成 109
姜光明 109
金锦山 110
柯善才 110
柯梧野 110
郦眉若 111
李 丹 111
黎桂芳 111
林宗景 112
刘化民 112
刘松青 112
卢瑞宝 113
糜一模 113
潘文龙 113
潜苗金 114
裘樟鑫 114
邵德林 114
沈永欣 115
盛斯年 115
宋清如 115
宋卫庆 115
孙碧云 116
唐承彬 116
唐懋龙 116
唐郁文 117
施广云 117
童修林 118
王 慧 118
王雪亘 118
王天祥 119
韦腾龙 119
吴顺华 120
吴光松 120
吴亚男 120
徐赞谟 121
许振明 121
颜若愚 121
严旭东 122
杨坚胜 122
应守岩 122
张介龙 123
张钱松 123
张兴健 123
张轶雄 124
张 益 124
赵国良 124
赵学华 125
郑思斌 125
周利璋 126
朱道初 126
朱庆平 126
朱新范 127
校友专访 128
陈美林 128
钱志熙 129
二、文学艺术 131
专题介绍 131
琦 君 131
校友介绍 136
卞 茵 136
白石坚 136
曹布拉 136
蔡士烈 137
陈 灿 137
陈玮君 137
陈继达 138
陈继光 138
陈士濂 138
董也山 139
方爱龙 139
冯 洁 139
龚泽华 140
顾 艳 140
郭超英 141
韩 进 141
胡文奎 142
胡尹强 142
黄先钢 142
李苏卿 143
李正利 143
楼奕林 143
刘丹萍 144
刘先平 144
陆殿奎 144
陆扬烈 145
毛建一 145
毛节成 145
倪旭前 146
沈国鋆 146
宋维远 147
宋一洲 147
唐铁海 147
田 虚 148
童汀苗 148
王福基 148
王金虎 149
王 雷 149
王顺章 149
王为琏 150
王学渊 150
王 毅 150
王月曦 151
汪宛夫 151
汪逸芳 152
吴刚戟 152
夏 真 153
项冰如 153
徐象烈 153
薛家柱 154
许宗斌 154
徐明旭 154
徐润芝 155
杨 华 155
杨静龙 156
叶宗轼 156
应化雨 156
余 刚 157
俞玉梁 157
赵 征 157
赵志远 158
张白山 158
张德强 158
张 浩 159
张红鸣 159
张鹤鸣 160
张卫民 160
张西廷 161
张 永 161
郑晓林 161
钟本康 162
朱国才 162
校友专访 163
黄亚洲 163
李杭育 164
三、新闻出版 168
专题介绍 168
金仲华 168
校友介绍 170
曹 洁 170
曹余章 170
陈从容 170
陈富清 170
陈华胜 171
陈建华 171
陈学诚 172
陈 序 172
陈先荣 172
程学武 173
董景尧 173
杜 宇 173
杜方文 174
冯卫民 174
哈 敏 174
胡 戎 174
韩荣根 175
黄 啸 175
黄小君 175
黄忠海 176
胡秉辰 176
胡宏伟 176
胡小跃 177
胡作华 177
黄全斌 177
黄保才 178
姜青青 178
江 潜 178
江兴祐 179
乐和建 179
李 丹 179
李梦生 180
李 杲 180
刘拜山 180
刘耀林 181
刘一丁 181
陆高谊 181
陆 熙 182
陆兴东 182
卢曙火 182
毛国华 183
潘晓东 183
钱大成 183
钱黎明 183
钱 群 184
钱渭南 184
钱永红 184
戎国彭 185
慎海雄 185
施泉明 186
孙嘉萍 186
唐凤林 186
汤文靖 187
田 伟 187
王田良 187
王亚楠 188
魏荣彪 188
吴晓媛 188
吴战垒 189
夏钦瀚 189
项宁一 190
谢亦华 190
许 彤 190
徐尚定 191
徐 元 191
徐 正 191
杨 星 192
杨新元 192
杨忆华 193
杨永敏 193
杨自强 193
叶晓芳 194
应玮琳 194
章倩如 194
张静民 195
张扣林 195
张 文 196
张子帆 196
赵 晴 196
赵晓亮 197
赵志远 197
郑良根 197
朱冬菊 198
朱国贤 198
朱汝兰 198
朱文楚 199
周天晓 199
周羽强 199
庄临强 200
校友专访 201
鲁 阳 201
叶 辉 203
四、行政管理 206
校友介绍 206
柴志明 206
陈 靖 206
陈 龙 207
陈炫亮 207
陈亚敏 207
迟全华 208
董 悦 208
范 勇 208
高海浩 209
何瑞呈 209
何一枫 209
胡竞男 210
胡浙平 210
华关祥 210
黄大先 210
黄秋生 211
黄新茂 211
金 潮 212
金长征 212
金连山 212
金延锋 212
蒋学基 213
蒋文潮 213
居亚平 213
冷江浩 214
林崇明 214
林吕建 214
李海伟 215
李海先 215
刘希平 215
吕君芳 216
吕志宏 216
马红宝 216
马光明 217
彭 波 217
钱文华 217
裘 成 217
沈焕根 218
孙银标 218
孙志丹 219
宋建勋 219
陶春法 219
童屏雄 219
屠立霞 220
王洪兴 220
王洪涛 220
王忠明 220
伍 彬 221
吴云达 221
吴天行 221
吴文斌 222
夏鲁杭 222
谢志迪 222
邢最荣 222
熊恩生 223
徐国平 223
许绍州 224
许 雁 224
薛振安 224
叶 明 224
俞新尧 225
岳耀勇 225
张建康 225
张润生 226
张效清 226
郑宪宏 226
钟 山 227
周国辉 227
朱金坤 227
朱 勇 228
邹志文 228
五、工商企业 229
校友介绍 229
鲍仲良 229
贝莉莉 229
傅贤生 230
高丽娟 230
耿 平 230
黄小忠 230
赖文洪 231
李智华 231
厉爱萍 231
梁道林 232
林晓伟 232
刘 更 232
刘金岱 233
刘 群 233
吕圣心 233
麻亚伟 233
梅 雪 234
牟文建 234
倪健中 235
潘建梦 235
裘树南 235
沈文婷 236
施建基 236
施小东 236
魏 丁 237
魏致善 237
翁 毅 237
吴 严 237
吴洵贶 238
吴一鸣 238
谢宗荣 239
王米成 239
王自亮 239
许 明 240
宣传中 240
杨 晨 241
叶 芳 241
俞翠薇 241
俞益群 242
张杭新 242
张鲁芸 242
张 球 243
张燕维 243
章伟培 243
周 慧 244
祝明华 244
朱 早 244
周 岭 245
周时奋 245
校友专访 246
吕建明 246
费建明 249
特别介绍 251
革命英烈校友 251
何友谅 251
刘东宁 251
罗卓才 252
韦廷光 252
附  录 253
一、追记浙大的名教授 253
二、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缅怀韦廷光校友 255
三、难忘名师一指点——怀念陈企霞老师 256
四、似乎就在昨天 260
五、一九七七的光荣与梦想 262
六、建校至1952 年浙江大学中文系(国文系)毕业学生名录(部分) 264
七、中文系学生创办的报刊与论文集图片 265
八、中文系学生文学创作与书画选 271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2年5期第145~154页
【作者简介】何方昱(1975- ),女,陕西省汉中市人,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上海 200235)。
【内容提要】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晚清以降,尤自甲午一役之后,西式新学堂蓬勃兴起。随着分科教育的实行,这种西方知识分类系统,通过制度化的形式重构了中国传统知识结构,进而推动近代学术体系发生变革。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分类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教育领域则突出表现在大学的系科设置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整理国故运动以后,现代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意识益形确立”①,地理学亦具有“独立之系统,整齐之组织,集中之精神”②,因此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开设置。浙大史地学系在现代学科体制初步建立的大环境下“逆流”而行,绝非一时冲动之举,它既是竺可桢、张其昀秉持“史地合一”理念及通才教育观的结果,又是竺、张二人成功地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这一理念的必然产物。而竺、张二人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相继离开浙江大学,也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③

  一、南高渊源与竺张合力
  晚清以降,中国新学堂和新式大学的办学模式深受日本影响,高等师范与大学分而设置,前者为专门性学校,后者为大学。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先后设有文史地部与数理化部两部正科,及体育、工艺、英文、农业、商业、教育等六科专修科。1919年,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理化部改为数学理化部,目的在于使历史、地理与国文同等,数学与物理、化学并重。南高校长郭秉文依照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主张,力图打通基础与应用的学科限制。④1920年1月,郭秉文将南高的两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八个系,其中包括历史学系与地学系。南高的科系设置实际上已突破了师范的界限,具备了综合大学的雏形,为创设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成立。东南大学创立于南高基础之上,延续了南高的“正科”及“专修科”的系科模式。1923年7月,南高并入东大,学科建设十分齐全。张其昀将郭秉文的办学特色总结为“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⑤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在郭秉文、刘伯明、柳诒徵等人经营下,已成为东南中国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桢被誉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奠定其宗师地位的,正是20年代他在南高及东大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活动。⑥竺可桢加盟南高文史地部后,南高遂“成为中国另一个地理学重镇”⑦。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一改传统意义上的“舆地”学科专业狭窄之不足,并培养众多“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的地学家。⑧竺可桢重视自然与人文的融会贯通,1922年,他撰文建议普通中学应该开设混合地理科目,应“以自然与人文之关心为中心,否则无灵魂”⑨。对于地理学的学科界定与发展趋势,竺可桢亦有独到见识。他看重欧美地学家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的主张,认为“易于联络贯通,而地学乃能得美满之发达”,并举美国克拉克大学所设置的地理研究院,自然地理与人生地理熔于一炉,“无此疆彼界之分,实开地学界发展之一新纪元”。⑩
  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念。“地理学寓于史学”当属中国传统史观。从《汉书》创设地理志开始,中国地理学渐趋发展,后衍生为方志之学,内容繁杂,不过直至清代,地理学依附于史学这一格局并未改变。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日衰,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边疆史地学就此兴盛。不过,边疆史地学之所以引发学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在于边疆地理学已非仅指地理学本身,其内容包含民族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以及政治交通等诸多问题,百年以来不仅“中国学者极端重视之”,“世界各国如俄日英法等学者,亦都重视之”,不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亦重视之。⑪究其根源,正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正被一步步逼入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系统。这个世界系统从15世纪开始萌芽,17、18世纪茁壮成长,到19、20世纪发展至顶峰。在资金、市场、殖民扩张三者交叉作用之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从欧洲扩展至全世界。⑫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强国挑衅,中国屡战屡败。竺可桢与刘伯明、柳诒徵等南高同侪敏锐地观察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积贫积弱的危险性,令时间与空间超越了其本身的意涵。对他们而言,时间特指20世纪,西方列强主宰着由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空间则指不断遭遇挑战与侵犯的中国领土边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的政治体制与领土主权所面临的危机日益加剧时,能够准确涵盖时空合一观念的复合名词“史地”与“历史地理”便获得广泛传播。⑬“史地”概念强调,在理解人类世界的复杂性时,既要考虑时间性,又要考虑空间性。时空合一观念与民族主义的结合,颇受南高学人的欢迎,他们主张科学与人文并行不悖,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史地合一的教育观,竺可桢、柳诒徵、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张其昀就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⑭
  张其昀(1901-1985),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其晚年自述中,言及南高的刘伯明与柳诒徵对自己影响最大,被张视为恩师。刘伯明时任南高训育主任及文史部主任,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批评态度及民族主义立场,给青年时代的张其昀留下深刻印象。⑮身为史学家的柳诒徵则指示学生应多读地理,研习科学,并以追从二顾之学(顾炎武、顾祖禹)相勖勉。柳诒徵教授的方志学、图谱学与史料学令张其昀受益终身。1921年,南高扩充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学习。毕业后,他“努力于地理教科书的编撰,翻译世界地学名著,以及作地理考察等,受其老师竺教授的影响也深”⑯。
  毋庸置疑,三位大师的学术主张与教学方法对于张其昀日后史地兼修的治学路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南高—东大时期他从事的学术活动则为其史地合一观念奠定了学理基础。1919年10月,张其昀入南高读书之时,其所处的史地部与其他科系联合组成史地研究会;两年之后,“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地学报》创刊,基本成员为南高文史地科学生,教授则担任指导员。柳诒徵、徐则陵和竺可桢三人就曾担任史地学会的指导老师。张其昀作为史地研究会的创始会员,对学会及《史地学报》所起的影响均不可低估。就致力于史学、关心时事,穿梭于古今中西之间的几个范畴而言,张其昀可说正代表了史地研究会的基本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史地学报派的一个缩影。⑰这一时期张对西方历史地理学发生浓厚兴趣,曾对近代欧洲地理学做了分门别类的简介,并将法国著名学者白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与克米尔合著的《历史地理学》一书主要内容译成中文。⑱这是中国学界首次将西方近代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及其主要内容介绍到中国,在日后的史地研究与办学上张其昀都深受白吕纳思想的影响。⑲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
  竺可桢与张其昀学理思想的一致,加之深厚的师生情谊,为他们聚首浙大、联合创建史地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竺可桢接下来执掌浙江大学更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契机。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3月10日,竺可桢致函张其昀:“晓峰同学足下:前星期六得晤谈甚快……桢如赴浙,第一问题即在罗致人才,深望足下于下年度能赴杭讲学,如不能久,一年半载亦行。”⑳竺在这天的日记中亦言:“为浙大事复晓峰及叔谅函,告以已与布雷接洽,允赴浙大半年,在此半年期内物色继任人物,并邀晓峰赴浙讲学。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21)竺可桢正式接手浙大后,更是倍感师资之重要。5月2日,竺可桢又特意致函张其昀:“桢初抵浙校百端待举、头绪纷繁,下学年聘请教员事尚未能详加探讨,迪生先生处已托由刚复先生在沪电邀,史地方面深望足下与赞虞均能惠盼肯来。”(22)
  竺可桢一方面积极地敦促张其昀等人来浙大助力,另一方面他也加紧敦促校方通过设立史地系的提案。5月9日下午四时,浙大召开第一届校务会议,竺可桢在会上提出四点办学方针,首要一点即为:“本大学过去由专校合并而成,今后当顾名思义,各方平均发展,使学生既得基本训练,又能各具专长,俾成全才。”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会上通过文理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案、增设史地学系案、各院一年级不分系案等三项议案。(23)其中,增设史地学系案更是未经讨论就获通过。(24)随后,竺可桢再次致信张其昀通告此消息。尽管此时的张其昀已有出国进修的打算,然于情于理,他都不得不重新思量竺可桢的邀请。5月17日,张其昀致函陈训慈云:“竺师前日有一手谕,知浙大已通过成立国文、史地二系,史地系嘱赞兄与弟任之。弟本思自费赴英读书一年,现遵师嘱,延期至明秋。”(25)张其昀放弃出国留学的计划,追随竺可桢加入浙江大学,随之成为史地学系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推手。
  张其昀等一批南高—东大学生的加盟,为史地学系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师资力量,也为教育部的核准打下了基础。5月27日,竺可桢前往教育部会晤部长王世杰,谈及浙大经费及设立史地、国文二系事。王世杰主张史地系最好能改为历史或地理,免得以后再改,竺可桢则坚持认为“二者得并存”(26)。据1933年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中山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理学系属理工学院;四川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无地理学系;北京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质学系属理学院。(27)与浙大史地学系颇具渊源的中央大学,变化更剧。1928年8月,原属社会科学院的史地学系改名史学系,并入文学院,其地理学程则并入理学院之地学系,不久地学系又分为地理学系与地质学系。(28)实际上,自1925年柳诒徵因易长风潮离开东大后,柳氏弟子中除了陈训慈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外,只有缪凤林一人长期在中大任教。此后,中大史学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30年代,雷海宗、朱希祖先后担任中大史学系主任,尤其是在朱主政时期,他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在中央大学得以贯彻。(29)由此可见,在现代学科体制的规训下,30年代的历史学与地理学均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分科设置成为主流。在这种状况下,竺可桢秉持的通才教育观予史地合一观念以有力的支撑。
  浙大增设中国文学系与史地学系的议案呈报教育部之后,不久就接到部令,准许浙大“增设史地学系,所需经费即由该校就原有经费撙节开支;至增设中国文学系,应暂从缓议,俟师资较为充实后,再行呈候核办”(30)。正是在竺可桢的直接影响和张其昀积极筹备之下(31),史地系才很快得到教育部的批准。1936年5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张其昀任系主任。

  二、史地合一与通才教育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南高—东大功不可没。不过,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被视为由“东南学阀”把持的“反动学府”,遭到改组改制,此后中央大学遭遇多次学潮及易长风波,并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中央化”过程。(32)相较而言,竺执掌下的浙大相对稳定,竺、张的通才教育观得以具体实施。张其昀坦言:“(时空)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33)
  史地学系成为贯彻竺、张史地合一思想的重要平台。起初,史地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不久文理学院分置,史地学系隶属于文学院。20世纪20年代,竺可桢在南高—东大时期曾建议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合二为一,归并至理学院地学系,显示出他对地理学这门学科自然科学属性的认同,这与竺可桢的科学家身份相符。不过,在竺的思想世界中,“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才是他追求的目标。1936年竺执掌浙大之后,任命张其昀为史地学系主任,张的研究领域更倾向于人文地理学及历史学,因此,将史地学系置于文学院当属正常。1938年8月,浙大师范学院成立,史地系亦为六系之一,“文师二院之史地学系实相需相依,其行政与师资设备现仍合一”。(34)1939年7月,在教育部授意下,浙大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是全校最早设立研究所的科系之一。8月4日,教育部第二○二四八号训令委托史地系设立史地教育研究室。(35)至此,浙大史地系实际包含有四个单位,即文学院的史地系、师范学院的史地系、史地学部和史地教育研究室。1946年,教育部公布改进师范学院办法,“规定国立大学师范学院内分设教育、体育两系,原设国文、史地、数学、理化、博物各系,均归并文理学院施教,以免重复”(36)。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于1947年并入文学院史地系,同时,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改为史地研究所。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通过1939学年第一学期的课程表,可以管窥史地学系二、三、四年级学生要修习的主要课程。此外,在一年级时,除了共同必修的几门课:三民主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哲学概论、理则学等,还有自然科学,包括地学通论、普通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或普通理化五门中任选一种;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或人文地理中任选一种。通过这样一个大概的课程罗列,即可知史地学系培养学生的主要学程。从所列的课表中可看出,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历史地理及本国地理总论均为史地两组学生的必修课,其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得以贯彻,而张其昀本人更担任后两门课的教师。
  浙大史地学系除了承担教学工作外,还担负着出版刊物、建立研究室、组织学会等多项职责,通过学术研究扩大史地合一思想之影响。1937年5月,《史地杂志》(双月刊)出版,专载史地学系教师在历史地理方面的著述,在杭州时曾出版第一卷一、二两期。后因抗战军兴,浙大数度迁移,印刷困难,以至停顿。又曾于1940年9月复刊,继续出版第一卷三、四期,第二卷一、二期,共计出版两卷六期。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号出版。此刊物虽然有其创立渊源与人脉网络,不过浙大史地学系仍是一个重要基地。《思想与时代》上刊登了不少史学与地学方面的著述,多为浙大史地学系同人所作。1939年9月成立的史地教育研究室,经费由教育部一次性拨发两年半共三万元。这笔款项作为史地专款,由保管委员会负责管理,按月支领。史地教育研究室由张其昀兼任主任,任美锷兼副主任,均不支薪。另聘李絜非为专任副研究员。其余研究员则特约浙大及校外专门学者担任,亦不支薪。研究室主要从事六类编辑工作,以教材、丛刊与挂图三类为主,出版了多种著作。(37)
  除了主要由史地学系老师参加的出版及学术活动外,学生的活动则以史地学会为主,借助教与学的互动深化史地合一的理念。1938年4月,史地学会成立于江西泰和,这是一个全系的学生组织,本系教师为特别会员。总会设在遵义,另在湄潭、永兴、龙泉都设有分会。史地学会就此成为全系经常性的组织,活动非常丰富。学会在教师指导下,由同学们分工负责进行各项活动,如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师生联谊会、郊游活动等。1939年1月,史地学会召开全体大会,共到新旧会员30多人,史地系教授助教全体参加,还特邀新聘日文讲师梁嘉彬到会。大会先由干事王德昌同学报告会务,并对新会员表示欢迎。系主任张其昀发表演说,并报告系务。此后由史地系各教授黄秉维、费巩、叶良辅、顾谷宜、陈训慈等先后致辞,“虽语多简短,而或讲外国文工具之重要,或指示研究之方针,咸关切要,闻者感奋”。最后“讨论划定新会章,改选干事,并有各种余兴,颇尽欢洽,至六时许散会”(38)。由此可见史地学会的主干为学生,教师多担指导教育之责,学会气氛融洽,师生之间关系和谐。
  同时,史地师生还定期举办读书会,进一步拓展教育活动。1937年3月,史地学系规模初定之后,就开始举行读书会,由本系教授学生全体参加,推定教授一人或两人轮流担任讲述,每月举行两次。史地学会成立后,其后读书会便以史地学会名义举行,除教授演讲外,还有学生报告读书心得,二者相间举行,“内容除学理研究外,对于时事问题之讨论亦甚注意”。(39)1945年7月,在“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日时,史地学会特意举行图史展览会,“计陈列凡有关东北朝鲜之各种挂图影片一百余幅,及史地图书什志七十余册。校内外人士之前来参观者,至为踊跃”(40)。展览之外,壁报也成为史地学会开展活动的重要载体。据郑士俊回忆:“在遵义、湄潭、永兴场史地学会先后出版过《时与空》壁报。这个壁报名称是张其昀老师题取的,稿件由学会里同学们撰写,分别按‘时’与‘空’的概念,以各种形式与文体阐述各自的见解与心得体会,环绕上一节提到的中心思想进行论述与探讨,也是大家学习中的汇报与交流。由于是通过壁报方式发表的,在遵义时期中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41)倪士毅也回忆“史地系的学生,平时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课外活动也很活跃。系里有史地学会、读书会、同乡会等组织。史地学会还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时事座谈会,请系里教授来做演讲;定期出版《时与空》壁报,作为同学们写作的园地”(42)。这些回忆恰好印证了张其昀对于时空合一观念的重视程度。
  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43)。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师范学院的史地学系从三年级起,采取分组原则,目的在于使史地两科之间的联系性更为密切,以造就健全的中学师资人才。正如张其昀所言,史地学系创建之后,努力实践着三个目标,第一,“造就对史学与地学有志深造之人才”;第二,“造就对中学史地教育富有实验兴趣之人才”;第三,“造就对于现代问题富有研究兴趣之人才”;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44)以此观之,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45),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7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史地学部初设时,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就学科性质再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一人或两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46)1939年,史地学部录取研究生4人,每人每年生活费600元,1940年录取研究生6人,以后逐年增加,并扩充了气象学组与人文地理学组。1946年,依照教育部《大学研究所暂行规程》规定,史地学部改称为史地研究所,并增设人类学组。(47)
  史地学部在录取研究生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1945年8月,竺可桢主持召开研究院院务会议,对于本届研究生取录标准,提出三项决议案:“一、入学考试科目全考,平均成绩在五十分以上者。二、凡本校毕业学生,其四年平均成绩,必须在同系同级学生成绩名次中之上半段者。三、研究论文,必经主管系别认为合格者。以上三项,全须具备,不可缺一。”院务会议依照上述三项标准,考核计算,结果只录取本届研究新生宋晞、陈吉余等五人。(48)浙大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多数学生都在史学或地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仅史地学系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就有两院院士六人: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毛汉礼、陈述彭、陈吉余;此外,还有多位享誉国际学界的著名史学家及地理学家。在现代学科体制专业化的背景下,一个看似传统的“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竟然造就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偶然之中蕴涵中一种必然。
  学问体系是一个系统网络,看似毫无关联的学科,实际上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现代学科体系愈来愈强调专业化程度,通识教育仍应该成为一种理想与目标。如陈述彭在地理学的专业课程方面,选修了涂长望的大气物理和天气预报、任美锷的经济地理、黄秉维的自然地理,以及张其昀、顾谷宜、叶良辅等老师的课程。此外,还选了一些历史学的课程,包括张荫麟的中国通史、陈乐素的宋史、顾谷宜的世界通史、王庸的地理学史及张其昀的“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这些史学课程令陈述彭眼界大开,激发了他对科学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他对史地学系“史地合一”的办学方针颇多认同。(49)

  三、权力重组与史地分离
  张其昀于1936年执掌浙大史地学系,正如宋晞所评价的:“由于四个单位均由张氏主持,经费比较充裕,教授人数亦较多,因此在教学方面,课程比较完备;研究方面,编印书刊,发表研究成果,亦颇可观。培植史学、地学人才不少。”(50)浙大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培养出大量专业人才,学术成绩斐然,成为彼时中国学界研究史地学科的“主要中心”(51)。尽管如此,它还是无法逃脱史地分离的“宿命”,在看似偶然的政治事件的背后,其实是权力重组带来的必然结果。
  早在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斟酌各方意见,重新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其中明确规定:“(一)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及其他各学系。(二)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及其他各学系。”(52)这是教育部通过国家权力,将大学系科制度化及标准化的一项举措。不过即使如此,浙大史地学系并未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将史地学系分置,而是保持着史地合一的状态。当时全国公立大学中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合并设置的学校屈指可数。据1948年编纂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设置有历史学系或地理学系的公立大学共25所,只有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与暨南大学设置了史地合一的史地系,均隶属于文学院。其他各大学中,历史系一般隶属文学院,地理系则隶属理学院。(53)
  其中,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原设历史社会系,1930年历史、社会学系分置(54),1931年史地系成立,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55)暨南大学史地系延续时间较长,与校长何炳松秉持的史学教育思想密不可分,亦在史地教育领域多有贡献。(56)不过,就师资及培养史地人才而言,暨大史地系仍无法与浙大史地学系相抗衡。复旦大学史地系则开设于抗战时期,实际上以史学为主。程鸿于1943年秋考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据他回忆,“我投考复旦时,对史地系并无了解,1943年8月底入学后,才知道该系不论在师生人数上,还是在开设课程上,都以历史为主。新生到校,也没有分科分组,只是根据个人爱好,各自多选历史或地理课程……大概自1947年以后,再也没有以学地理为主的同学了。但史地系名称依旧,并且每学期都还开设一些地理课供同学们选读,还有叶粟如、陶绍渊、卢村禾等几位地理老师”(57)。1949年8月16日,复旦大学校委会召开会议,采纳史地系学生金冲及等人建议,决定改史地系为历史系;18日,经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高教处批准正式改名。(58)
  与两校相较,浙大史地系愈发显得特殊。一方面,史地学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使史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另一方面,随着地理学方法科学化的不断深化,尤其是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需要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的做法就引发一些不满。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益显突出。作为系主任的张其昀在竺可桢的支持下,坚持史地合一的教育观,但系里教师或学生,尤其是地学组的师生,多持史地分家观点。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就主张史地分家,他曾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59)身为气象学副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若在史地系发展气象学,则误入歧途,受到限制。么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
  1946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60)
  么枕生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出发,认为专业化倾向是必然的。若科学工作者没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无法应付迅速发展的科学。他认为,人生短暂,科学发展又无止境,历史学与地理学实难兼顾。时为史地学系研究生的陈吉余对于史地分离也持赞同的观点,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就提到:“学科分化,不断出现新的分支,前者重在宏观,后者重在微观。前者宜乎通才,后者宜乎专才,因此,时有分系的建议。”(61)
  尽管地学组的师生多有史地分离的论调,认可史地合一观念的师生亦不少见。陈述彭就读于史地学系地学组,除了地理学的专业课程外,还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他认为,“史地系的优势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和同步,以及对人文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62)。陈述彭对于张其昀的教育理念颇多赞誉:“史地系毕业的学生,具备宽阔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够经受风风雨雨的考验,大都各自有所建树,是和先生文理兼收,史地并重,强调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和先生有教无类,博采众家之所长的教育方针分不开的。这是不争的历史和事实。”(63)
  应该说,1949年之前,史地合一派与史地分离派均有各自的势力,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但由于主政者竺可桢与张其昀都是坚定的史地合一派,因此史地分离更多还只是“暗议”而并未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史地学系在1945年之后仍能继续存在,与张其昀所获得的学术权力及资源密不可分。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64)。1946年初,张接替去世不久的梅光迪就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故而能够继续维系史地学系。不过,战后政局动荡,学潮汹涌,张和国民党当局的密切关系也令其在浙大饱受争议。(65)
  1949年国共两党的政权更替最终导致了浙大史地学系的史地分离。是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离开之前明确告知夫人陈汲:“决不去台湾或广州”(66),表明他已决定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后,他再也没有重返浙大。张其昀则在40年代后期渐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67)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1949年6月6日,浙大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并以刘潇然、孟宪承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管理校务。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此后,学校不断有所调整与增建。其中,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68)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69)。据《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显示,隶属于文学院的历史系已停办,人类学系及人类学研究所仍隶属于文学院;地理系则隶属于理学院,同时办有地理研究所。(70)至此,存在了13年之久的浙大史地学系宣告终结。1952年初,为使浙大逐渐改造成为新型的工业大学,学校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文学院调出与前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理学院则并至复旦大学。(71)曾经辉煌一时的浙大史地学系就此消逝,只有地学系得到维持,学人自主的学科建设之路由于政治强力的介入戛然终止。

  四、学科合分与文化自觉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建是竺、张对20年代南高史地学派教育理念的承继与实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权领土危机日益加剧,既注重时间性,又考虑空间性的“史地合一”观念因而获得了南高学人的高度认同。“史地合一”以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强调20世纪的世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中国要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为自己寻找位置,就必须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时空合一下的世界。据此,竺、张二人坚持设立史地合一的史地学系,他们秉持民族主义观念,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为史地合一奠定了思想根基。此外,不置可否的是,以竺、张为代表,生于1890-1900年代的这一学人群,其生长的环境仍是“传统的”,他们从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必将伴随其终生,影响或许是于无形中的,却也挥之不去。陈万雄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主力的考察中,认为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这一代人,“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集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72)。而本文所讨论的学人则多出生于1890-1900年代,从他们身上亦可以看到上一代学人的影子。这一代学人尽管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熏陶,但仍不能够脱离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气质。或许,正是这种气质促使他们意欲在通才与专才之间、历史与地理之间寻找一种调适与沟通。
  浙大史地系的维系和发展更是以竺、张为代表的学者在面对西方现代分科体系的影响和冲击时,对中国学术的一种坚守和创新。民国时期,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历史学及地理学业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受其影响,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而设置于文学院与理学院,历史学属人文学科,地理学属自然科学,二者之间如隔鸿沟,难以逾越。浙大学人则勇于创新,正如张其昀所坦承:“创办之始以全国各大学之设有史学系或地学系者已属不少,颇望在杭州开辟一具有特点之新园地。”(73)应该承认,他们的确开辟了一个新园地。浙大史地学系与同时期的西南联大历史系与地质学系不同;亦与同属“南方学派”的中央大学历史系及地理学系迥异。(74)
  同时,必须承认,竺可桢与张其昀将史地学系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一定程度上也是默认史学与地学皆具独立的学科意识,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法论。他们坚持将史学与地学合并一系的理由,恐怕还是认为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有益于学生的学术成长,有助于培养通才。这种专才与通才并重的教育观正是竺可桢在民国时期大力提倡的。1946年7月,竺在南京参加教育部会议,在关于大学组织法的讨论中,他主张在第一条“大学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中,加入“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语,但未获通过。(75)可见他的观点在当时中国教育界中不占主流,学科化与专业化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浙大史地学系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大师的养成,更是中国学界有识者的一种文化自觉。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学术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知识领域具有权威的科学家或学者一旦成为学术机关的掌门人,也就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浙大史地学系的成立及“史地合一”观念的推行,关键就在于竺可桢以科学家身份执掌浙大,张其昀亦以史地学家身份掌控史地学系。他们拥有政治权力,进而成为学术研究和发展的资源垄断者,这为他们在系科设置、学术活动及人才培养等领域赋予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及施展空间。以此而论,民国时期国民党主张的党化教育并不成功。相较而言,1949年之后,政治权力的强行介入,打断了学人自主规划的学科建设之路,浙大史地学系就此成为绝唱。

注释:
  ①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31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②竺可桢:《中央大学地学系之前途》,载《地理杂志》,第1卷,第1期,第3页,1930。
  ③既存的有关浙大史地学系的研究,多强调张其昀在其中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而对竺可桢的作用,以及竺、张二人的合力关注不够,对史地学系的实践也未能予以深究,且对诸多资料文献的挖掘不够。相关研究参见:刘盛佳:《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载《地理学报》,1993(7);韩光辉:《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载《中国科技史料》,1997(1);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载《浙江大学学报》,1998(9);张卓群整理:《浙江大学院系史上的一支奇葩: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36-1949)》,载《浙江大学馆藏档案》,2009(4)。
  ④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第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⑤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见中央大学校友会编:《中央大学七十年》,第75页,1985。
  ⑥施雅风:《南高东大时期的竺可桢教授》,载《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2)。
  ⑦彭明辉:《〈史地学报〉与历史地理学的兴起》,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1期,第2页,1994。
  ⑧竺可桢:《我国地学家之责任》,载《史地学报》,1921(1)。
  ⑨竺可桢:《普通中学应特设混合地理一门》,见《竺可桢全集》,第1卷,第419页,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4。
  ⑩竺可桢:《何谓地理学》,载《史学与地学》,第1期,1926。
  ⑪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第61页,1931-11-10。
  ⑫韩子奇:《进入世界的挫折与自由——二十世纪初的〈地学杂志〉》,载《新史学》(台北),第19卷,第2期,2008。
  ⑬Tze-ki Hon, “The Fus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Ris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during the Nanjing Era(1927-1937)”,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October 16—17, 2009, pp. 1—2.
  ⑭彭明辉认为,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及北大《禹贡半月刊》密不可分。参见氏著《历史地理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36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⑮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1册《远古史·自序》,第2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61。
  ⑯宋晞:《张其昀》,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2册,第273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
  ⑰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02、104页。
  ⑱张其昀:《最近欧洲各国地理学进步之概况》,载《史地学报》,第2卷,第1期,1922。
  ⑲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载《浙江大学学报》,1998(9)。
  ⑳张其昀书信,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张其昀留在浙大的书信等档案仍在整理中,尚未公开。转引自何春晖、胡岚:《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2)。
  (21)《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36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22)张其昀书信,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转引自何春晖、胡岚:《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2)。
  (23)《国立浙江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记录》,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50期,1936-05-23。
  (24)(26)《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70、81页。
  (25)参见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见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序跋函札类(二)”,第11573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
  (27)(28)《第一次全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29—50、3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29)(32)蒋宝麟:《首都中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第239—244、42—44页,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0。
  (30)《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之整理——浙江大学增设史地学系之令准》,见中央统计处编:《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6。
  (31)Chiao-Min Hsieh(谢觉民), “Chu K’o-chen and China’s Climatic Change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2, No. 2(Jul., 1976), p. 249.
  (33)张其昀:《我与浙大史地系》,载《天涯赤子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第5页,收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34)《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3页,1940。
  (35)编者:《两年来本校大事记》,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0期(特大号),1941-10-10。
  (36)《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第49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37)其中包括《中国大纲》(张荫麟)、《地理学研究法》(叶良辅)、《欧洲政治地理》(任美锷)、《植物地理》(黄秉维)等。见《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1940。
  (38)《史地学会大会纪略》,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8期,1939-01-23。
  (39)(43)(47)《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3页,1940。
  (40)《史地学会举办图展》,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27期,1945-07-16。
  (41)郑士俊:《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3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42)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11页。
  (44)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5号,1948-06-11。
  (45)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第12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6)《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规程草案》,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5页,1940。
  (48)《研究院举行第三次院务会议》,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30期,1945-09-01。
  (49)陈述彭:《浙大史地系——12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回忆》,见韩存志主编:《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第130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50)宋晞:《张其昀先生传略》,第9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2000。
  (51)Chiao-Min Hsieh(谢觉民), “Chu K’o-chen and China’s Climatic Change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2, No. 2(Jul., 1976), p. 248.
  (52)(53)《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490、600—650页。
  (54)戴学稷:《解放前暨南大学发展史略》,载《华侨教育》,第1辑,第57页,1983。
  (55)刘强:《1949年前上海地理学的发展与贡献》,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2)。
  (56)房鑫亮:《何炳松评传》,见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90—42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57)程鸿:《复旦大学史地系杂忆》,见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第254—256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58)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第1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9)(60)么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16—117、117页。
  (61)陈吉余:《记浙江大学史地系从复员杭州至院系调整的一段历史》,见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第262—263页。
  (62)陈述彭:《浙大史地系——12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回忆》,见韩存志主编:《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第132页。
  (63)陈述彭:《中华文化与素质教育的一代宗师》,见《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61—262页。
  (6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3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65)(66)《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12、431页。
  (67)吴相湘:《张其昀的治学与兴学》,见潘维和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第645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
  (68)(71)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华东高等教育情况汇编第一分册·华东高等学校历史情况》,第208、210页,1954。
  (69)据竺可桢日记记载:“知叶左之(即叶良辅)已于本月十四号在杭去世。此次浙大改组,变动颇大。左之向来身体瘦弱,不能胜繁剧,而这次竟被聘为地系主任,每日须到校办公。这真不啻代他掘了坟墓,所谓爱之即所以害之也。”参见《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530页。
  (70)《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见《浙大组织机构系统情况》,浙江省档案馆:53—1—4085,第13页。
  (72)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82—18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3)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第5号,1948-06-11。
  (74)战时的西南联大在文学院中设置历史系;理学院中设置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复校后,北京大学史学系隶属文学院,地质学系隶属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文学院下辖历史系,理学院中则包括地学系与气象系;南开大学只开办了历史系,隶属文学院,没有地理学系。中央大学的历史学系属文学院,理学院中则设置地质学系、地理学系、气象学系(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600—650页)。
  (75)《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