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9年10月

宜山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居住地一览表（1938年）
原件存于浙大档案馆。另根据浙大西迁后代回忆，除以上名单外，1939年浙大师职工还有：王仁东、陈锡臣、周茂清、郑  蘅、吴留青、丰子恺、张培刚、王培德、涂长望、贺壮予、佘坤珊、刘之植、张肇骞、王师被、侯家熙、叶允竟、黄人杰、刘蘸英、蒋芸生、陈立、李相助、凌纯声、李凤荪、黄希周、沈尚贤、薛声岳、陈楚珩、郦承铨、沈尚贤、陈卓如等。

1938.9-1940.1浙江大学举校迁至宜山（今宜州）时，部分学生宿舍即在庆远中学内——文化大院（清代庆远府府立中学堂旧址，浙江大学西迁宜山期间学生宿舍旧址、宜山县表证小学旧址）。

在清代州学、府学、县学中，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庆远府中学堂，为广西最早的四所中学堂建成之一。庆远中学在城内西大街，建有礼堂一、讲室四、会食室一、储藏室一、仪器室一、藏书室一、客厅一、校长室校员室九、办事室一、学生寄宿室四十二、校役室六、厨室一、盥室二、浴室六、厕室十、晴雨操场各一、面积五十一丈一尺。是当时广西颇有名气的一所中学。

姓名	职务	住处
徐成奚	会计室助理员	东一街办事处
姚赵伟	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	东一街办事处
陈建功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东一街十号
孙祥治	总务处文书课主任	东一街十二号
吾舜文	教务处体育课讲师	东一街十九号
陈崇礼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讲师	东一街十九号
方德植	文理学院数学系讲师	东一街一九号
马裕蕃	会计室会计主任	东一街二六号
张复生（女）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东一街二六号
顾振军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	东一街三十号
张慎勤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教	东一街三十号
章恢志	农学院园艺学系讲师	东二街五号
顾蓥	农学院蚕桑学系副教授	东二街五号
吴学博	农学院蚕桑学系助教	东二街五号
张绍忠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东二街十号
朱福炘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讲师	东二街十号
蔡堡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东二街十二号
徐芝纶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副教授	东二街十四号
陈鸿逵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东二街三一号
梁庆椿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东二街四二号
成汝基	农学院园艺学系助教	东二街四九号
章用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东二街四三号
束星北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	东三街五七号
徐叔渔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	东三街五八号
王淦昌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	东三街六四号
姚含英（女）	工学院院长办公室书记	东五街二号
张东光	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	东五街四号
蔡邦华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教授	东五街七号
赵凤涛	教务处注册课课员	东五街八号
杨鸿材	教务处体育课助教	东五街四二号楼上
胡家健	文理学院教育学系副教授（训育委员）	东五街四八号
杨新美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教	东五街五五号
陈冠球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理员	东五街五五号
曹礼德	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	东五街八四号
李启明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药品室管理员	东五街八五号
叶克勤	教务处注册处助理员	东六街二三号
许昌已	会计室助理员	东六街二三号
金梵音	总务处文书课助理员	东六街二四号
吴达人	总务处文书课书记	东六街二四号
吴志尧	文理学院教育学系讲师	东六街五一号
许绍光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助教	东六街五九号
沈同洽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东六街五九号
吴浩青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东六街五九号
路任	农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	东六街九十号
徐陟	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	东六街九十号
孙逢吉	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	东六街九一号
章完安	总务处文书课课员	东六街九三号
钱英男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助教	东七街三七号
赵保惠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东八街十二号
严自强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助教	东八街二二号
吴观铚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助教	东八街三九号
杜清宇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	东八街八三号
胡式仪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	东门外农场
苏步青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东大街何宅
徐谷麟	教务处注册课主任	西一街十一号
廖文毅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教授	西一街十一号
舒鸿	教务处体育课主任	西一街十五号
竺可桢	校长（训育委员会主席）	西一街三二号
姚寿泛	会计室书记	西一街三二号
郑奎联	训育委员会军训部教官	西一街三十号
冯言安	农学院园艺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西一街三五号
钱宝琮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西一街三七号
胡刚复	文理学院院长（训育委员）	西一街五十号
诸葛麟	秘书（训育委员）	西一街五十号
侯希忠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	西一街五一号
卢梦生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理员	西一街五一号
曹礼奎	教务处图书课课员	西一街七一号
周厚复	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西一街八一号
陈嘉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西一街七四号
朱叔麟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西一街七四号
王国松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训育委员）	西一街七四号
杨耀德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	西一街七四号
张闻骏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西一街七四号
王琎	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	西一街八一号
刘遵宪	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	西一街八一号
易养泉	教务处注册课助理员	西一街九一号
汪济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西一街九六号
沈仁湘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西一街九六号
唐凤图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西一街九七号
程耀椿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教授	西二街三号
陈寿衡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讲师	西二街三号
杨有林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西二街七号
陈嗣虞	文理学院化学系讲师	西二街十四号
孙潮洲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讲师	西二街十五号
夏济宇	训育委员会军训部军训主任教官	西三街六号
蒋绪德	训育委员会军训部教官	西三街六号
姚慧英（女）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西三街八号
查长生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理员	西三街八号
金仁隆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理员	西三街八号
陈达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西三街九号
王庸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副教授	西三街九号
阮性咸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	西三街九号
王壑基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	西三街五六号
庄雍熙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	西三街五六号
向埘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	西三街五六号
姚錱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	西三街五六号
谈家桢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西三街六六号
彭谦	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	西三街七二号
姚珣闾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助教	西三街七三号
陈学恂	文理学院教育学系助教	西三街七三号
徐仁铧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助教	西三街七三号
储润科	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	西三街七五号
金维坚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讲师	西三街七七号
熊同和	农学院园艺学系副教授	西三街七七号
张启元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	西三街九六号
黄中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西四街四号
戴钟岳	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	西五街二九号
黄翼	文理学院教育学系教授	西五街三八号
王福春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西六街五号
陈训慈	教务处图书课主任兼史地学系教授	西六街五号
姚佑林	教务处图书课课员	西六街三四号
安民	训育委员会军训部教官	西六街三四号
李寿恒	工学院院长兼化学工程学系系主任、教授（训育委员）	南一街三号
马一浮	特约讲座	南一街四号
沈思玙	总务处事务主任兼代总务长（训育委员）	南一街七十号
郭斌和	师范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南一街七十号
刘永济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	南一街七十号
张清常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	南一街七十号
张其昀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训育委员）	南一街七十号
朱祖祥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	南一街七一号
楼可成	会计师书记	南二街十八号
冯乃谦	文理学院数学系讲师	南二街一九号
许国容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	南二街一九号
任旭圆	工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	南三街十五号
翁寿南	教务处注册课课员	南三街十五号
任仲英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仪器管理员	南三街十五号
钱钟韩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	南三街二十号
朱诚中	总务处医务课医师	南三街二十号
陈炎磐	总务处医务课医师	南三街二十号
俞念慈	总务处出纳室出纳员	南三街二十号
顾谷宜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	南三街二十号
缪钺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南三街二七号
王焕镳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	南三街二七号
俞抒容	会计师书记	南三街三一号
陆迟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助教	南三街四三号
陆瓒何	会计室助理员	南三街四三号
朱亮臣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	南四街二号
卢庆骏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	南四街二号
朱光世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南四街二号
施昭仁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	南四街六三号
杨守珍	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	南五街二十号
白汉熙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	南五街二十号
贺昌群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	南五街四三号
黄秉维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讲师	南五街四三号楼上
卢守耕	农学院院长兼农艺学系主任、教授（训育委员）	南六街六号
高凌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助教	南六街四二号
梅光迪	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教授（训育委员）	南六街四三号
吴钟伟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北一街六号
万一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	北一街十六号
王修明	会计室助理员	北一街二一号
贝时璋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北一街二一号
钱兰峰	教务处注册课助理员	北一街三二号
王文炜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兼助教	北一街三二号
陈大慈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副讲师	北一街六四号
余克缙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	北一街七二号
程祖宪	电工学院机工程学系助教	北一街七二号
徐世功	电工学院机工程学系助教	北一街七二号
郑宗海	教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兼教育系教授（训育委员）	北二街八号
孟宪承	师范学院主任导师兼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训育委员）	北二街八号
章诚忠	秘书	北二街八号
陆子桐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北二街八号
滕熙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北二街八号
费巩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	北二街八号
李絜非	总务处文书课课员	北二街八号
金秉时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	北二街八号
林汝瑶	农学院园艺系讲师	北二街八号
王曰玮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讲师	北二街七八号
胡文波	教务处注册课书记	北四街二六号
侯德齐	文理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	北四街二六号
谢志公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助教	北四街二六号
叶良辅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	北四街四六号
张孟闻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北四街四六号
蒋天鹤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讲师	北四街五十号
周成	总务处医务课主任	北四街五十号
胡士煊	教务处体育课讲师	北四街五十号二楼
祝文白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北四街七一号
谢幼伟	公共科目教员哲学兼任教授	北四街七三号
陈汉典	总务处文书课课员（驻校长办公室）	北四街七四号
徐玉芝（女）	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	文庙
耿守真（女）	总务处医务课护士	文庙
孙汭（女）	总务处出纳室助理员	文庙
邵瑞珍（女）	文理学院教育学系助教	文庙
柳定生（女）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助教	文庙
彭慧云（女）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	文庙
朱良璧（女）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	文庙
孙沩（女）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文庙
吴宝华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	文庙
傅育英（女）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理员	文庙
冯斐（女）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助教	文庙
张蕴华（女）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教	文庙
丁炜文（女）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讲师	文庙
赵明强（女）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助教	文庙
杨霞华（女)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助教	文庙
苏毓叶	训育委员会训导部训育委员	标营
李昌臣	训育委员会训导部书记	标营
储椒生	农学院园艺学系助教	标营
何增禄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	对河村新屋
斯何晚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对河村新屋
张有清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对河村新屋
何增良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练习技术员	对河村新屋
赵仲敏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助教	对河村新屋
陈豪芝	教务处图书课课员	湖广会馆
魏安德	教务处图书课书记	湖广会馆
王以德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湖广会馆
杨昌俊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湖广会馆
王凤杨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	湖广会馆
吴文照	农学院湘湖农场干事	萧山湘湖
杨其泳	农学院湘湖农场办事员	萧山湘湖
陈炎磐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兼任讲师（医务课讲师）	待考证
毛盛爽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	待考证
毛燕誉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副教授	待考证
麦利奥特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待考证
竺士楷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讲师	待考证
解翼生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助教	待考证
王启声	公共科目教员音乐教员	待考证
华国桢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待考证
罗世嶷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待考证
施九皋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技术员	待考证
王启文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技术员	待考证
冯谋鸿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技术员	待考证
张侠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助理员	待考证
刘光文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副教授	待考证
黄本立	农学院农艺学系副教授	待考证
朱懋荣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	待考证
过鑫先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	待考证
王子青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理员	待考证
夏振铎	农学院蚕桑学系教授	待考证
雷沛鸿	主任导师兼党义教授（训育委员）	待考证
楼熙雍	教务处注册课助理员	待考证
蔡百昌	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	待考证
高尚志	教务处体育课讲师	待考证
姚卓文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待考证
马宗裕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待考证
陈道明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待考证
叶筠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待考证
胡凤初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待考证
蔡正光	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	待考证
陆翔伯	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	待考证
阮乐庭	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	待考证
丁炜文（女)	训育委员会训导部女生指导员	待考证
吴志尧	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秘书	待考证
鲍克兰（女）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待考证
梁嘉彬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日文讲师	待考证
庄泽宣	文理学院教育系教授	待考证
向达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	待考证
刘之远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助教	待考证
陈建功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待考证
毛信桂	文理学院数学系讲师	待考证
周昌寿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待考证

柳 滔/暨南大学文学院
《浙江档案》 2018年第8期 P44-47页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院校纷纷内迁，东南地区出现严重学荒。为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浙江省国民政府创办了英士大学。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大学，历经磨难，在颠沛流离中不断发展壮大，肩负起发展战时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重任，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抗日战争 英士大学 高等教育 办学

抗战爆发后，日伪势力大肆摧残沦陷区的文化教育机构。为保存民族教育资源，储备抗战建国人才，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一面积极引导战区高校迁入战时安全区域，一面在战争未及的后方创办新的学校。高校纷纷内迁后，东南地区中等学校毕业生及各大学肄业青年，苦于战时经济、交通因素的阻碍，无学可就。在此情形下，浙江省国民政府为救济失学青年，培养抗战建国的人才，创办了英士大学。本文拟就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创办背景、迁徙经过及其办学情况作简单地梳理，以期追寻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著名大学。

一、英士大学的筹办背景与经过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迅速侵占我国大片领土，还对文化教育机构大肆摧残，给我国本就不发达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空前浩劫。“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爆发并迅速波及浙江，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民国时期，浙江的高等院校几乎云集杭州，在杭州沦陷后亦遭受严重破坏，“杭州师范、之江大学，均被敌焚毁”“浙江大学于一月十六日（1938年）被敌军五十余人用煤油纵火全部烧毁，该校图书馆重要图籍被敌运走”[1]。在此情形下，“浙大迁江西泰西，之江迁上海，医药学校迁临海，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宏道女学迁上海，其他学校均停办”[2]。高校的内迁，造成了东南各省市中等学校毕业及各大学肄业的青年，无学可供升、读；内迁各院校虽有招生，但因交通、经济等因素影响，考取而不能入校的学生颇多。

国家虽危而教育不可不办，形势虽险而学生不可不保。“为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同时为国家作育人才计，为适应国家当前需要计”[3]，1938年11月浙江省政府第一〇二五次会议决定，筹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并“聘谷正纲、阮毅成、黄祖培、许绍棣、伍廷飏、许蟠云、李立民、王振汉、王佶、赵曾珏、黄祝民、莫定森、陈仲明等为筹备委员，并以教育厅长许绍棣为筹备主任”[4]。委员大多为浙江省政府官员或与学校将来教学、实习工作密切相关的单位负责人，如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教育厅长许绍棣、民政厅长阮毅成、财政厅长黄祖培、建设厅长伍廷飏；农业改进所所长莫定森、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校长王佶等。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在丽水县城郊三岩寺设办公处所，负责筹备一切事务。

1939年2月10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先办理工、农、医三学院，理工学院设丽水，暂分理化、机电、土木三系；农学院设松阳，暂分农艺及畜牧兽医二系；医学院设临海，系就省立医药专校改组，内分医学及药学二系”[5]。1939年2月开始登报调查各地失学学生，以作为开办设系的根据。原定报名期限为2月底截止，但“兹以沪上各校学生屡有疑问函询，并请求展期，除已将登记期限展至三月底截止外，并罗列各生质疑之点，通告本市各校，转知学生”[6]。答疑函件对“浙江战时大学”的学制及办理情形、转学手续、入学资格等相关事项一一说明，以便投考学生参考。规定学制除医学院为五年，其他均为四年。因该校既招收一年级新生，又招收各级插班生，因而对新、旧学生的入学作了不同规定。新生入学“须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同等学力不能应考插班生”[7]。旧生转学“应有原校修业证明，暨经试验及及格；欲请求转入性质近似之学系，经审查认可后，得准通融，惟须具备上条之证件，并经体格考试；各院系最后一年，不收转学生”[8]。此外，规定不收借读生，不设专修班，不限学生省份。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官员享受种种特殊权利和贪污腐败行为极为不满。苏联解体前，“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4］可见，绝大多数群众已经不认可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执政党，失去政权是早晚的事情。

1939年5月，为纪念被孙中山先生称为“辛亥革命首功之臣”的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人），经省政府一〇七一次会议通过，将校名由“浙江省立战时大学”更改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以兹纪念。6月开始考试报名，定于8月8日至10日，“分别在丽水、金华、宁波、临海、温州五处同时举行入学试验”[9]。考试流程包含体检、笔试和面试三项，笔试科目有“公民、国文、外国文、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史地”[10]。因种种原因，“报名学生1000余人，考试时700余人，录取167人，嗣后因交通不便和经费困难不能入学的也有，注册实到者仅126[11]人，各系学生多系本省籍，几占80%”[12]。1939年10月26日，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学校共分4处设3个学院，其中校本部设于丽水县城省立中学内。学校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实施管理，并由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兼任主任委员。英大就这样在经费短缺、设施未备的艰苦条件下创办起来。

二、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迁徙

抗战期间，英大多次被迫迁徙，并不断发展壮大，可谓是诞生于兵荒马乱之中，成长于颠沛流离之际。

自正式开课以后，英大师生日益增多，到1941年已有学生438人、教职员193人[13]，原有校舍已不敷容纳。为解决校舍问题，英大开始了第一次迁徙。此次迁徙规模较小，仅将各学院分别迁往适当地点，“农学院设于松阳，工学院及医学院设丽水，所有各学院二年级以上学生，均分别在上述新址开学上课”[14]。对于丽水校区并无影响，“至各学院及代办合作专修科一年级新生，则仍在丽水该大学原址上课”[15]。1941年浙东事变爆发时，英大图书馆藏书在疏散途中遭受了损失与破坏，据资料记载，“4月22日在大水门被敌机轰炸一部分，运抵松阳后，复为白蚁蛀坏一部分，共计损失图书411册”[16]。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金华沿线直至丽水皆成战场。为避战乱，英大决定迁往云和继续办学，由此开始了第二次迁徙。此次迁徙规模较大、路途较远，过程也异常艰辛。在撤离中，“学生、教职员先走，教学器材、文卷资料装成二百多只木箱，雇工一百余人步行肩挑，随后出发，上午离城，当日下午即告陷落”[17]。因迁移匆忙，也造成了大量教学设备的损失与破坏，据记载，“总分馆图书一再搬移，颇有散失，其中以松阳第一分馆损失最大，总馆所有杂志、日报及小册，亦均未及与图书馆一并自丽水运出，全部牺牲，殊属惋惜”[18]。师生在历经艰险到达云和后，在一个叫小顺的偏远村庄继续办学。据英大学生蒋风回忆，“当时，一日两餐吃的都是稀饭。晚上住宿，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学生一起挤在小顺铁工厂车间搭起的上下铺过夜。当时穿的是草鞋，点的是汽灯，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19]。后因日军为打通浙赣线而疯狂骚扰浙南地区，英大再次被迫迁徙。在迁徙途中本想落脚景宁，但因浙省教育厅、警察厅等众多政府机关迁至景宁，英大只租到一处庙宇，无法办学。因而继续向泰顺县迁徙，最终落脚司前镇，通过租用镇上的祠堂、庙宇和地主的堂屋，得以维持继续办学。

1943年4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英士大学由“省立”升格为“国立”，成为浙江省第二所国立大学。改为国立后，学校的管理制度由委员制改为校长制。教育部先委任原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为校长，吴未就任；后由暨南大学总务长杜佐周出任校长。此时英大的规模也日益壮大，为方便办学，教育部决定将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并委任英大教授陈荩民为代理院长，因落址泰顺县百口丈镇，又被称为“泰顺北洋工学院”。6月，教育部又将东南联合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大。自迁入泰顺后，英大便坚持在此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1月转入永嘉，1946年3月又转入金华，并最终将校址定在金华，直至1949年被裁撤并入浙江大学。

纵观英大的迁徙历程，不难发现，其虽数度播迁，但从未离开浙江，并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救济失学青年、培养抗建人才的重任。至抗战胜利前，英大在校学生的人数已由创办之初的126人，增长到899人，学生遍及浙、皖、苏、赣各省；教职员也从创办之初的72人，增长到169人[20]。学校也由“省立”升格为“国立”，成为浙江省第二所国立高校，也是抗战期间浙江省内唯一的国立高校。

三、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办学情况

英士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办学过程中，遭遇了经费不足、设备不足、屡次播迁、生活设施简陋等种种困难，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在体制、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经费的来源与窘境

作为战时新生的学校，经费短缺是困扰英大创办的最大难题。英大的创办经费由省政府负责拨给，但因战时原因，基本没有足额发放。以1939年开办费为例，“本校开办费，省政府原定国币十二万五千元，嗣以紧缩关系，减掉六万元”[21]，而依据教育部十八年所定筹办大学的经费标准，“本大学之三个学院的开办设备经费至少需六十五万元之谱”[22]，其实际发放的经费仅为标准的1/10。“至于日常经费，二十八年度每月仅领到二万四千三百元。二十九年度新预算增至五十余万两，其中购置学术设备及学术调查等费共计三十八万，占全部经费百分六十八之谱”[23]。而此时英大，不仅需要支付征地费用，还需要花费大笔经费修建校舍、支付教职员工资与日常教学费用，还要补助困难学生，学校经济之窘迫由此可见一斑。

（二）学生的管理与救济

为加强学生管理，英大成立之初便实行导师制，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等予以体察训导，并“分组举行讨论会，每两周一次，以自我批评、思想检讨、生活建议为中心，由训导处派员出席指导，以期改进日常生活”[24]。导师均由专任教授和讲师担任，并由训导长兼任主任导师。除实行导师制外，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与管理，并以军事训练作为一切训练的基础。教职员与学生一样，均受军事管理，日常的作息均实行军事化、纪律化，“每日上午五时（陇蜀标准时刻）起身，五时三十分举行升旗礼，六时早膳，七时上课，十一时午膳，十二时上课；下午三时起课外运动，四时三十分举行降旗礼，五时晚膳，六时上自修课，九时就寝。在用膳就寝时，均列对点名，每日临时检查内务。”[25]严格的管理既适应了战时需要，也营造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经费短缺不仅是困扰学校办学的难题，也是困扰学生就学的难题。即使是在战时，“学生每学期入学时缴纳杂费六元，代管费七十五元（盈还亏补），包括膳费四十五元（每月九元，现因物价高涨略增）、书籍费十五元，讲义费十元，预备费五元，共计八十一元。新生入学时加缴制服费二十元，若每生每月再加另用费五元，以十个月计算，则须五十元。故每生一学年之费用，约需二百六十元。”[26]而此时的学生大多是从省内、外的沦陷区迁徙过来，基本与家中音信不通，不仅无力承担学费，就连生活也无着落。因此许多学生不得不做工读生，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以维持学习、生活。

为救助学生，英大根据教育部所颁规程和本省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省立英士大学设置免费及公费学额暂行办法》和《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施行细则》等办法。公费和免费学额，仅针对本省籍家境清寒、体格健全、资禀颖异、学业优良的学生，“免费生学额占学生总数百分之二十，公费生学额占百分之六。其额数之分配依各学院人数比例平均分配之。受免费待遇之学生，除代管各费应照缴外，其余一律免收。受公费待遇之学生，除享受免费生同样待遇外，并由校方发给每人每年一百五十元，分两期给予之。”[27]对隶属战区且费用来源断绝的学生，经切实证明必须救济者，可向学校申请贷金，“代金分配分全额、半额两种。是项贷金以本大学经常费内撙节拨充为原则，必要时呈请教育部或浙江省政府拨助之。”[28]但因学校经费困难，贷金发放的也较少，“据悉二十九年度上学期贷金为三十元，下学期为九十元。”[29]因此，即便是申请了贷金的学生，也会因为无法维持而不得不做工读生。

（三）院系的设置与调整

“战时大学”在筹备时原计划设文法商及理工、农、医四种学院，其中“文法商学院分社会、教育、政治、经济、会计等五系；理工学院分数理、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五系；农学院分农艺、林垦、畜牧、兽医等三系；医学院则就省立医专改组，仍照规定，并不分系，另仍附设药学专修科。”[30]但据调查登记结果，放弃了设置文法商学院，对其他院系专业也作了调整。1939年2月，筹备委员会决定“先办理工、农、医三学院，理工学院设丽水，暂分理化、机电、土木三系；农学院设松阳，暂分农艺及畜牧兽医二系；医学院设临海，内分医学及药学二系”[31]。1940年12月和1941年2月，浙江省建设厅委托英大代办农业专修科和合作专修科，农业专修科于1943年停办。1941年英大举办大学先修班一期。1943年英大改为国立后，工学院被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并委任英大教授陈荩民为代理院长，校址设于泰顺百口丈镇。1943年6月，东南联合大学被撤销，其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则并入英士大学。1945年7月，北洋工学院回并英大，停办合作和艺术两个专修科。到抗战结束，英士大学的院系已涵盖文法商、理工、农、医、艺术，成为一所真正的完整性大学。抗战时期英士大学各院、科学生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表1：英士大学各院、科学生数量变化表

“–”表示未开设或停办。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126页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院科学年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合作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先修班法学院艺术专修科合计
1939 17 78 31 — — — — — 126
1940 64 145 72 — — — — — 314
1941 95 143 113 21 26 40 — — 438
1942 85 107 96 24 23 — — — 338
1943第一期 140 — 144 26 — — 223 25 568
1943第二期 140 — 144 24 — — 210 20 538
1944第一期 127 — 187 24 — — 251 21 610
1944第二期 121 — 190 23 — — 155 21 610
1945第一期 143 397 15 — — — 322 — 877
1945第二期 144 425 15 — — — 309 — 899

抗战期间，随着院系的增设和学校规模的扩大，英士大学的教职员工数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英士大学教职员工数量变化情况表

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页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教职员数学年度 教员数 职员数 合计 备注1939 20 52 72 1940 35 58 93 1941 101 92 193 1942 73 54 125 1943上学期 91 66 157 内兼课教员18人1943下学期 91 66 157 内兼课教员18人1944上学期 90 66 156 1944下学期 90 66 156 1945上学期 104 65 169 兼课教员5人1945下学期 113 69 182 兼课教员5人

由以上两表可知，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英大的院系设置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师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多。到抗战结束，英大已发展为文、理兼有的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救济了大批战地失学青年，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四）英大的精神与使命

每一所大学，都有其内在的精神与使命。英大创办于抗战之际，以“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为国家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宗旨，一度成为战时浙江境内唯一的完整性大学，各界对其寄予厚望。其校名、校徽和校歌等也都蕴涵着崇仰先烈、抗战救国的精神与使命。

英士大学以“英士”为校名，就是为了崇仰陈英士（其美），发扬其革命精神。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英大开学典礼上说：“英大三个学院设立的目的，是在造就三种不同的专门技术人才。……要效法英士先生牺牲个人，贡献国家民族的精神，把所学的技术悉用之于国家，乃至牺牲个人的物质享受和生命！”[32]教育厅长兼英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绍棣指出，“英大为本省最高学府，为作育专门人才和应抗战建国之需要而设立的”[33]，“英大的使命，概括地说，即为弘扬文化、研究学术、养成健全品格，培养专门人才，以应抗战建国的需要。”[34]

四、结语

英士大学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历经战乱动荡、颠沛流离的苦难，先后由许绍棣、吴南轩、杜佐周、何炳松、周尚、杨公达、汤吉禾、邓传楷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教育名家出任或代理校长，在英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英大成为民国时期36所国立大学之一。其虽仅存在了十年左右，但却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教育作出了贡献。该校各系人才辈出，遍布农业、医卫、经济、教育、政法、文化、艺术各界，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科院院士张嗣瀛、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如、刘大钧等均自该校毕业。1949年英士大学裁撤，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部分院系并入浙江大学后，仍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作用。毫无疑问，英士大学是我国抗战时期的著名大学之一，其在抗战时期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值得后人追寻与铭记。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王所南：《杭州沦陷以后》，《抗战华侨》，1938年第1卷第4-5期，第23页。

[3][10][12]蒋径诩：《浙江英士大学概况》，《浙江政治》，1940年第9期，第110、111页。

[4][30]《浙创办战时大学》，《教育杂志》，1939年第29卷第2期，第92页。

[5][31]《浙江战时大学开办》，《申报》，1939年2月23日，第十版。

[6][7][8]《浙江战时大学来函解答各校学生质疑》，《申报》，1939年3月1日，第十三版。

[9]胡庆荣：《关于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战时中学生》，1939年第1卷第6期，第76页。

[11][13][20]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页。

[14][15]《英大校舍不敷，分别迁设学院》，《申报》，1941年9月25日，第七版。

[16][18]吕绍虞:《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图书馆概况》，《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3年第17卷第5-6期，第3页。

[17]朱宗尧、陈绍镛：《抗战期间在丽水创办的英士大学》，《丽水文史资料》（第12辑），1995年，第193页。

[19]蒋风：《新世纪的足迹：蒋风的儿童文学世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97页。

[21][22][23][32][34]蒋径诩：《战时新生的英士大学》，《民意周刊(1937年)》，1940年第148期，第9、11页。

[24][25][26][27][28]教育部编：《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要览》（上册），正中书局，1942年5月，第109页。

[29]孙仁琦：《英士大学在丽水》，《学生之友》，1942年第4卷第2期，第31页。

[33]许绍棣：《二十九年元旦献词》，《英大周刊》，1940年第2期，第9页。

李云/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浙江档案》 2018年第10期 P42-45页

摘 要：之江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南、北长老会在中国开办的一所高等学府，也是民国时期十三所著名基督教大学之一。以往学界虽然对之江大学校史多有关注，但往往难脱宏大叙事的窠臼，缺乏细微、鲜活的史料论证。这即是本文再次论述之江大学校史的初衷。

关键词：之江大学 校史 基督教

一、前言

“吾国文化，首推浙江，而浙省大学，只有二所。若以基督化之教育培植大学青年，则惟之江一校。”[1]位于杭州钱塘江边的之江大学是浙江省内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之江大学在浙江省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以至于学界在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尤其是基督教大学史等进行研究时很难忽视其存在。从这一角度而言，运用相关史料对之江大学的校史再次进行细致梳理就非常有必要，且具有意义。

二、从崇信义塾到之江大学

1946年，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李培恩[2]在学校《百周年纪念特刊序》中，以教育目的为划分标准将之江大学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1845年至1900年，以“培养基督教工作人员”为目的；第二时期自1901年至1928年，以“倡导科学之新知，为我国维新之助力”为目的；第三时期为1929年之后，教育目的为“一方面在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一方面注重现代应用之科学”[3]。另一份文献资料《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则从宏观角度将之江大学百年发展史概括性地划分为创兴、扩充、中兴、播迁、复兴五个时期[4]。对于学校而言，教育目的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点，但仍具有“重叠性”。以教育目的为划分依据来叙述校史不够准确，且过于简单而忽视历史的复杂性。若从宏观视角，依据原始资料并以时间为轴对校史进行叙述，则较为准确、合理。有鉴于此，本文即在参照《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划分方式的基础之上对之江大学的校史予以梳理归纳。

全国、全省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新时代全系统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打铁必须自身硬。全系统组织人事部门要持续把“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要求作为努力方向，淬炼最忠诚、最干净、最担当的过硬新时代自然资源组工干部队伍，奋力谱写新时代组织工作新篇章。

（一）创兴期（1845年—1910年）

之江大学萌芽于1845年，时美国北长老会已在宁波建立了布道站，出于传播福音的目的，差会成员卫理哲、麦嘉缔、桂德明等决定创办一所男童寄宿学校，“招收贫困家庭的儿童免费入学，主要是培养基督教牧师和从事当地教会工作的助手”[5]，并将学校命名为“崇信义塾”。受资金、人员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初创时期的崇信义塾“就学者寡，略具规模而已”[6]。后来倪维思、莫理生等差会成员先后加入，对义塾进行整顿并加强管理。在传教士眼中，杭州的吸引力不只限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其战略地位，杭州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富裕省份之一的浙江省的交通枢纽，而且拥有的人口是当时宁波的三倍，此外还以香客朝圣地闻名，这恰恰契合了传教士们传播福音的想法。1867年秋，在中国籍教员吕文振的协助之下，崇信义塾由宁波迁至杭州，几经辗转后于皮市巷开始办学[7]，并取“乐育英才”之义，将学校重新命名为“育英”，时“诸生来塾，铺盖、茶饭、桌榻、床帐、笔墨、纸砚，皆馆中供给”[8]，仍属于义塾性质，但学额较宁波时期明显增多。1879年，裘德生莅杭加盟义塾管理，尤为注重实验，并为义塾添置科学仪器等。出于远虑，管理层决定购置离皮市巷较近的大塔儿巷中一座废弃宅院作为校舍，稍作修葺后于1899年迁入其中，并“改义塾为书院，而规模宏敞矣”。“这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隶属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使团的高等学院”[9]。1893年，王令赓夫妇受差会指派到育英义塾工作，同裘德生和衷共济，以图进步。裘、王二人在谋划学校发展上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学校虽已迁至大塔儿巷，但不应满足于拥有可容纳百余人校舍的现状。于是董事会乃“以购地为第一要义”，并任命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搜寻新校址。寻觅再三之后，委员会选中了钱塘江边六和塔处的一块区域，在委员会看来，此地“有山阻江不髚，而毓秀天然”，是新校区的理想选址，遂陆续购得土地五百余亩，呈送美国领事处备案，因新址地处钱塘江弯曲处，呈“之”字形，故定名为之江学堂。之江大学的由来即权舆于此[10]。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开舱高度的增加,子弹散布范围增大,但范围增大量不断减小。实际上开舱高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子弹散布范围不再增大;理论上存在一个最大开舱高度,子弹散布范围最大。

（二）扩充期（1911年—1928年）

自1907年购得新校址所需土地之后，校方就开展新校区筹建的各项工作，此后三余年时间，建筑、设备等基础性建设次第完成。1911年2月，之江学堂正式迁入钱塘江边的新校址。迁址后的之江学堂各个方面较前都有了很大改观，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时期内学校快速发展。随着学校基建与教学设备等不断完善，学额逐年增多。1912年孙中山率上海都督陈其美等来校参观，向学生发表了演讲，并在午餐前与之江学堂全体师生合影。孙中山对来华传教团体创办学校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11]。这一时期分别由王令赓、司徒华林[12]、费佩德先后掌校，其中王令赓两度出任校长[13]。值得一提的是，司徒华林在其校长任期内，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学校在美国哥伦比亚区获准立案，嗣后凡在该校大学科毕业者可得学士之学位[14]，这无疑又提高了学校自身的竞争力，对学生也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宽敞优美的校址、完善的设施以及在国外立案的完成等因素使得就学人数越来越多，文献资料显示自1920年至1926年，之江大学大学部招生人数由44人持续增至183人[15]。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之江大学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了很大进展，大学部学生人数更是以29%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增长，称这一阶段为扩充期名副其实。

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事变幻，学校的正常运行受到了社会上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强烈影响。在学校向南京国民政府注册立案一事上，校董会的意见与远在美国的设立人，即美国南北长老会差会的意见产生了冲突。1928年夏，在与设立人多次接洽无果的情况下，校董会被迫宣布学校暂时停办[16]，学校的扩充进程一度被打断。

（三）中兴期（1929年—1936年）

之大的停办虽暂时打断了学校稳步发展的进程，但从长远来看，向政府当局立案无论是对于学校吸引生源还是获得当地支持、改善学校设施等，都是有利的，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曾任之大校长的李培恩就说过，“一些人将学校的成绩归功于学校行政部门的努力，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是来自向政府立案压力的刺激”[17]。用“因祸得福”来形容之大停办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恰当，但从复校后的发展轨迹来看，从1929年复校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不可不谓是之大的中兴期。

1929年秋，在之江大学校友会的极力催促和支持下，之大宣布复校。复校后的之大初由朱经农[18]掌校，但事实上朱经农自始至终并未就职，而是由李培恩代理校长一职[19]。不久，朱经农向之大校董会去函，以在教育部任职对于国家贡献更大为由提出辞去之大校长一职，校董会遂正式选举李培恩为之大校长[20]。学校行政归国人自理后，在校董会以及校友会等各方面的积极奔走之下，1931年7月，之江大学终以“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之名获准立案。得到政府认可后的之江大学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至抗战爆发前，学校各方面的发展达到中兴。兹举例说明：

1.学生（大学部）、教职员方面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学生数 184 139 215 356 416 437 440教职员数 36 44 60 70 63 68 71

根据《之江校刊》1934年第61-62期、第14-15页，及1936年第85-87期、第26-27页整理制作。

2.建筑方面

完成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建筑名称 膳厅 工房 校舍 图书馆科学馆住宅体育室实验所经济学馆数量 2 1 1 各1 5 1 1 1

根据《之江校刊》1934年第61-62期、第16页，及1936年第85-87期、第25页整理制作。

除上述表格中体现出来的入学人数、教职员人数以及学校建筑数量快速增加之外，其他如图书、设备仪器等的增多在这个时期也是非常明显。“这时是之江大学的鼎盛时期，教师中颇多知名之士，如李笠、夏瞿禅、郁达夫、胡继瑗、廖慰慈、顾敦鍒、黄式金、蒋礼鸿等”[21]。之大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无疑远超之前，并且如果假以时日进步当更为明显，但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彻底打破了学校的宁静，校务难以再顺利开展，之大从此开始了8年颠沛流离的时光。因此，从之大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停办复校后的7年时间是之大的中兴时期。

（四）播迁期（1937年—1945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之前，“杭州尚见安谧，交通亦无梗阻，故（之江大学）仍能照校历规定之时期开学”，位于战事后方的之江大学是当时华东各大学中唯一一所在原址继续办学的大学[22]。好景不长，随着上海沦陷，杭州形势日渐紧张，浙省当局及各机关、学校、社团以至全杭州市民众均作撤退之计。出于全校师生安全考虑，学校迫不得已加入撤退大潮之中。战事弥漫，校址难觅，之大员生先至建德，后转屯溪[23]，最终乃谋划在沪复课，“租定博物院路128号广学会三楼为校舍，办理旧生登记及招考新生事宜”[24]，后因学生人数增多、学校扩充起见，“乃迁入慈淑大楼上课，并与在沪之东吴沪江圣约翰等大学合作，交换课程，精神颇为振奋，计在沪办理凡四年，发展殊速，由文理两院增改为文商工三学院，具备大学规模，教育部亦深赞许。”[2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各国立大学一样，之江大学亦停办沪校、筹备内迁，先至金华，后达福建邵武，受教职员缺乏、交通不便、设备紧张等各种因素影响，校方不得已将部分师生迁至贵阳花溪，设立分校。黔桂战起，分校亦不保，后又于1945年春在成都复课。8月间，抗战胜利之喜讯传来，东归在望。1946年1月，大部分师生遂第二次在沪复课，部分学生仍暂时借读于重庆大学等[26]。

自1937年至1945年，之大几番辗转，先后经由建德—屯溪—上海—金华—邵武—贵阳—重庆，并最终又至上海复课，在极其恶劣的战乱环境中，8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其中的酸甜苦辣实难令人想象，好在校董会、校友会精诚合作，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之下学校得以延续。在回顾这段辛酸史时，之大校长李培恩如是说：“惟是八载流离，数度播迁，所历艰辛，罄竹难书，而学校生命终获延续不绝。每念遭此浩劫，校舍设备多遭摧毁，幸重要校舍经修葺后尚堪应用，惟复兴建设，使命艰巨，其有赖于各方之协助者，正匪浅鲜也。”[27]

（五）复兴与消逝（1946年—1952年）

1946年秋，之大在杭州的一二年级和上海的三四年级学生如期开学。其时，创办于1845年的之大已走过整整101个春秋。虽然晚了一年，之大还是在1946年的圣诞节举行了百年校庆，庆祝抗战胜利和成功在杭复校[28]。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的孙科在写给之大创校一百周年的贺词中如是说：

创建一纪 设备周全 美欤轮奂 毓秀山川 蝦夷纵肆艰苦播迁 乐群敬业 不辍歌弦 国土光复 奏凯而旋 满门桃李 共庆百年[29]

后在全体员生的共同努力下，加之校友会及社会各界的资金、技术支持，战争中被损坏的校舍得以很快修缮，图书、设备等亦得到及时补充，学校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华堂村的桃形李种植仍沿袭一家一户在自家土地上各自种植、各自养护管理、各自销售的传统生产方式，基本没有相应的种植和养护设施，雨、旱、冰、霜都会给桃形李种植带来严重影响；没有统一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养护管理粗放，生产水平落后，工效低，成本高.特别是病虫害防治也是每家每户各自购药、施药，没有统一的操作方式与方法，既影响防治效果，还出现了成品果农药残留量难以控制的问题.

Sansanayuth 等[32]研究了潜流人工湿地对养虾废水的净化能力，实验表明，种植了耐盐植物的湿地系统对BOD的净化能力可以达到91%，明显高于普通湿地。Nitisoravut等[33]研究了在人工湿地中种植香蒲后对BOD去除率的盐抑制系数。国内学者研究了海水盐度对人工湿地污水净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海水比例小于40%时，人工湿地的污水净化效果几乎不受盐度的影响[34]。刘佳宁[35]在人工湿地中同时应用厌氧氨氧化细菌及盐生植物处理含盐废水，获得良好的实验效果，不但提高了湿地的净化能力，同时节约了成本，对增加湿地的附加利用值、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经营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之江大学在新政权之下继续得以发展。1952年6月至9月，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对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进行大规模调整，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被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之江大学也在改造之列，其工学院各系分别并入浙江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商学院（后改为财经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现浙大西溪校区）。至此，走过106个春秋的之江大学消逝。现之江大学校址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30]。1985年之大建校140周年之际，已89岁高龄的胡山源[31]专门作《自由曲》以为祝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之大百余年的办学历程。

稽山浙水间，簇拥起一座最高学府。沧海日，浙江潮，一览无余，气势极雄壮，风景入画图，真堪与直布罗陀为伍。

四年来屐痕处处，头两年，五更鸡，三更鱼，攻读刻苦。后两载，拥皋比，南面授徒，心萦俗务，脱然离去。

东海扬波，扶桑日出，赤县化焦土，迁他为良，来到黄歇浦，绛帐重悬，弦歌再谱。我追随期间，亦趋亦步，凡我同盟友，莫不梦绕二龙头上，一草一木，一花一树。

Wnt通路是Wnt基因调控的信号传递通路，由多种蛋白、受体及酶等组成。对照组的GSK-3β、TCF/LEF表达率小于诱导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sFRP、insulin和C-peptide表达率大于诱导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据美方官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为5056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逆差金额为3752亿美元，导致许多持零和博弈观点的美国政界人士强烈不满，近年来从倡导“自由贸易”调整为仅维护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八年抗战，寇氛消，妖星灭，重返故居。燕子归来寻旧垒，幸喜得畅行无阻。只我在上海，竟成了孤旅。

院系调整后，我作了个前度刘郎，重来崔护，又好似丁令威化鹤归来，人物全非，城郭如故。我只好匆匆离开，不敢延伫。

一百四十年，人才辈出，社会上个个饮誉，理应该恢复故吾，届时开会庆祝，我必全力以赴[32]。

垂直流人工湿地与生物滤池的原理近似。它对悬浮物处理效果不好，这可能是由间歇配水造成短时间内水力负荷提高造成的。通常情况下不单独使用垂直流人工湿地，一般将它置于两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之间，由前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完成悬浮物和BOD的去除及有机氮的氨化作用，垂直流人工湿地完成氨氮的硝化作用，后一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完成反硝化作用。

三、结语

之江大学自1845年创兴至1952年消逝，存在于中国近现代史上达百余年之久。它是最早开办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与民国时期其他十二所基督教大学一样，在时势变迁中经历了由“布道者”到“教育家”的角色转变。从崇信义塾到之江大学的校史变迁，也是中国基督教大学本土化、世俗化的缩影。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逸公：《之江大学第五十四次毕业誌盛》，《兴华》第19卷第24期，1922年，第23页。

[2]李培恩，出生于杭州传教士家庭，1910年毕业于育英书院，后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商学硕士、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29至1949年任之江大学校长，是之大任职最长的华人校长。1949年6月辞职离开之大后移居上海，1958年病逝。

[3]李培恩：《百周年纪念特刊序》，《之江校刊》复校后第5期，1946年，第1页。

[4]《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16。

[5]张立程，汪林茂：《之江大学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第5页。

[6]《杭州之江学堂·1912》，上海美华书馆摆印，第7页。

[7][美]队克勋著，刘家峰译：《之江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8]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81页。

[9][美]罗伊·休厄尔著，沈弘译：《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徳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0]《杭州之江学堂·1912》，上海美华书馆摆印，第8页。

[11]高时良编：《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12]司徒雷登的弟弟，1909年进入之江大学任教，是教职员中第一名南长老会成员，1916—1922年担任之大校长职务。1921年，司徒华林返美为学校募集资金，并使之大最终获准在美国哥伦比亚区立案。

[13]张研，孙燕京编：《民国史料丛刊 1087 文教·高等教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14]《之江大学之新消息》，《申报》，1921年1月14日。

[15]《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 Annual Report》，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1。

[16]《之江大学之停办》，《教育杂志》，1928年第20卷第8期，第10页。

[17]《College moves forward under registration》，《Campus Life》，1931-32，No.1，UBCHEA Archives，Series IV，Folders 161-3039—163-3060，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藏。

[18]朱经农（1887-1951），浙江浦江人，著名学者、教育家，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大学教育长等职。1929年，因向政府立案一事暂停办理一年的之江大学重新开课，朱经农遂被聘为之江大学校长，但并未到校就职，并于次年辞去之大校长一职。

[19]《之江大学复校》，《真光》，1929年第28卷第7期，第90页。

[20]《之江大学校董会年会记·1930》，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3。

[21]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萃·第5辑·教育科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22]《院务概况报告·1937年度第1学期》，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4。

[23]《杭州之江大学》，《教育季刊》，1938年第13卷第4期，第28页。

[24]《杭州之江大学校闻》，《教育季刊》，1938年第14卷第2期，第25页。

[25]李培恩：《本校抗战时期播迁经过述略》，《之江校刊》，1946年第1期，第1页。

[26]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杭州地方志资料·第3辑》，1987年，第131页。

[27]李培恩：《本校抗战时期播迁经过述略》，《之江校刊》，1946年第1期，第2页。

[28]《本校创立百年庆祝大会誌盛》，《之江校刊》，1947年第6期，第1页。

[29]《百年校庆各界惠词一览》，《之江校刊》，1947年第6期，第2页。

[30]张鹏博，张鹏程：《历史上的杭州之江大学》，《都市快报》，2007年3月1日。

[31]胡山源（1897—1988），男，原名胡三元，江苏江阴人。1920年肄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历任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翻译、杭州之江大学教师、上海世界书局编辑，1951年后历任福州福建师范学院、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191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32]转引自杨郁编：《胡山源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 张淑锵
浙江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
《博览群书》2016年第12期 P14-20页

·壹·

1997年3月2日，我国科学院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四位老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致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信函中说：

最近，得悉合并工作由于某些原因大大推迟，要推至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再研究，深感不解和遗憾，也深感改革之难，如果连这样一件对各方面都相对有利的事都办不成的话，其他高校改革之难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们认为，气只可鼓，不可泄。对于这样一件花不了多少钱，但又可以起大作用且看准了的事，就更应像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那样，要坚决地试，大胆地干。办好这件事，即是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体现，也是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岂不更好。

四位老科学家信函中呼吁推进的“合并工作”，是指上世纪90年代后期浙江省内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四老当时都已经是耄耋之年，总岁数高达368岁，平均超过90岁，最小者也有89岁。他们都曾经任教于民国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都曾经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三个重大历史阶段，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积弱积贫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切肤之痛。他们一生都在坚守“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科教兴国”的理念，奋斗在高水平大学或中国科学院的科教事业中，为人才培养、创新成果、建设国家、服务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他们对中国大学有独特而深刻的体验与视野。在他们看来，在浙江四校基础上成立新的浙江大学，既是一件“可以起大作用”的事，也是一件“看准了的事”， “应像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那样，要坚决地试，大胆地干”。他们担心这样的一件已经“鼓气”的好事会“泄气”，甚至以“高校改革之难”相问，可见四老忧心之重。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看来极有意义和价值的事，终于还是“由于某些原因大大推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得从民国以来浙江大学曲折的办学史中寻找答案了。

·贰·

民国时代的浙江大学，具有崇高的办学声誉，是一所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1936－1949年间，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此时亦是中国大学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动荡岁月。在抗日战争的恶劣环境中，浙江大学自杭州西迁，一路向西，先后在浙江淤潜、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青岩、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还在浙东创办龙泉分校，历尽艰辛。尽管如此，竺可桢领导下的浙江大学却奇迹般地凝聚了包括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等在内的大批杰出师资，后来当选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者有20余人，培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谷超豪、程开甲等数量庞大的优秀学子，其中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者亦有20余人之多。尤其是在遵义、湄潭办学时期，求是精神照亮了无数师生的心灵，师生在破庙之中、桐油灯下，认真备课、研究、学习。许多老师都在这一时期创造了杰出的科研成果。王淦昌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完全没有实验条件的条件下，天才地提出了探索中微子的实验方法。

20世纪30年代，在国际学界有一个令无数科学家着迷的课题，那就是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的问题。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提出存在一种叫作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的验证。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物理学前沿难题。王淦昌与世界上的其他物理学家一样对这个课题着迷，并保持在文献上的不停追踪和在方法上的不断思索。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个伟大的实验方法产生了，撰写形成《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文，于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之后，美国核物理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论文中所提出的建议，成功完成了一个证实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这个实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国际物理学界以“王淦昌—艾伦实验”为之命名。此后，美国核物理学家莱因斯和考恩用强大的核反应堆做实验，终于比较精确地获得了中微子存在的确凿证据。围绕探索中微子的一系列实验，最终1995年莱因斯幸运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作为率先提出最富有创造性的探测方法的中国学者王淦昌却因为当时中国科学条件的落后，最终无缘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浙江大学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无止境的探索，大大提升了浙江大学的办学质量和学术声誉。1944年，国际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来到偏处西南一隅的浙江大学进行访问考察时，在与诸多浙大教授的交流中深深感受到了这个黔北高原之上的战时大学，竟然是一所拥有文、理、工、农、师范在内的具有很高办学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后来又于1945年创办了法学院，1946年创办了医学院，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更加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他后来发文称，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称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而同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创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则被誉为“东方的牛津”。由此看来，在世界级学者李约瑟的国际视野中，浙江大学似乎已经成为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等学府。

·叁·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却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完全拆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辐射到大学中来，就是需要有更大的招生规模。适应这种需求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在旧大学中扩大招生规模，二是建设一批新大学。可惜，历史给出的答案是第三种可能，那就是通过拆分一大批的旧大学，从而建设一大批的新大学。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的一条改革路径。浙江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由一所包含七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调整成为一所仅保留机械系、电机系、化学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四个学系的工科性大学；大量的院系或师资调往中国科学院或复旦大学等科教机构。与此同时，浙江大学的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医学院与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文学院、理学院的部分院系与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浙江俄文专科学校、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浙江省内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农学院、浙江医学院后来又相继发展成为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在各自的办学领域内都成为具有相当国内影响的大学。毫无疑问，浙江大学通过院系调整，为全国输送了大量极有分量的学科队伍与师资力量，成为支援全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一支重要力量。

实事求是讲，1952年院系调整对于浙江大学自身的办学与发展来讲，伤害是深刻而持久的。从一个综合性大学演变成为一所工科性大学所产生的学科生态失衡的问题，很快就被浙大的教授们所发现并困扰着他们。1956年，阙端麟、汪槱生、郑光华等一批著名教授向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提出了重建理科的要求。同年，浙江大学向高等教育部正式提出开办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的报告。第二年，高等教育部批复，同意浙江大学开办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暂缓。1958年，浙江大学开办化学系。数理化三系是传统大学理学院的三大系，三系的重建，标志着浙江大学理科的恢复。

为什么要选择首先恢复理科？工科的发展必须具有理科的支持，这是工科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其实，浙江大学率先重建理科不仅是工科发展的需要，更是恢复传统与自豪的动机使然。纵览院系调整前的浙江大学，作为“东方剑桥”的顶梁柱基本是指理学院。理学院拥有无可争辩的一流教授如满天繁星，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是理学院数学系教授，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是理学院物理系教授，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是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理学院还有贝时璋、罗宗洛、束星北等一大批名家，数量之多，阵容之强，在当时浙江大学七大院中独树一帜。因此，相对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的工科性的浙江大学来讲，综合性的浙江大学就是其重建的目标，重建理科不过是重建大学的第一步和缩影，暗喻着浙江大学不甘居后的强校梦想。

·肆·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经过近30年的调整、改革、发展，在各自优势学科门类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学科门类不全、新兴学科难以发展等因素严重束缚了各校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相同渊源的四校，加强合作、取长补短、综合发展，逐渐成为一项战略选择。1979年5月，浙江大学访美代表团一行8人，在党委第一书记刘丹的率领下对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纽约、费城、波士顿等9个城市和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14所美国高等院校，以及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原子能研究所等3个研究所和实验室。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出访的大学代表团之一。代表团回国后，起草了考察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就有关于建立综合性大学的主张，引起浙江省委的高度重视。1980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认为：

浙大、杭大、农大、医大这四所老大学基础都比较好，各有特长，尤其是浙江大学，有八十多年历史，办学经验比较丰富，师资力量比较强，学科和设备比较齐全，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但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浙大的文、理、农、医、法、师范的院、系都划出去了，现在的杭大、农大、医大就是浙大分出的院、系为基础组成的。当时这样做，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弊端：系科重叠，教学力量分散，学生知识面过窄，专业分得太细，边缘学科、新兴学科难以发展，专门学科的提高也受到限制。针对这个情况，为发挥老大学的优势，又鉴于浙大等四所学校“本是同根生”，有历史渊源，搞协作、搞联合具备有利条件，决定这四所大学开展校际协作，并通过协作，走向联合，向多科性、综合性方向发展。

7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批转省委教卫部《关于浙大、杭大、农大、医大开展校际合作的意见》。省委同意四校实行校际合作，认为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发挥老大学的优势，也是改革高校体制，逐步走向联合，向多科性、综合性方向发展的途径。省委决定建立四校校际协作委员会，刘丹为主任，钟儒为副主任，刘才生、李春田及各校党委书记、校长为委员。之后，四校签订了协作协议，宣告了四校逐渐靠拢、协作办学的衷心意愿。各校之间还实施了一系列的协作项目，甚至还为“马寅初先生百岁庆祝会”举行四校联庆。然而，四校之间的平行合作并没有使四校真正走向联合，实现真正的综合发展。1989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刘丹念念不忘在浙江省重建综合性大学。4月27日，他在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建立多科性综合大学和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的议案，充分论证建设综合性大学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多科性综合大学的设置，有利于文理相通，有利于各种学科的交叉、相互渗透，有利于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成长，总之有利于面向世界现代化专门人才的培养；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逐步建设三十几所多科性综合大学。

显然，在刘丹看来，浙江大学应当成为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据张浚生回忆：“刘丹在病榻上，还对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和浙江省委副书记的吴敏达嘱咐：一定要关心四校合并之事。” 但是就操作实践来看，这样的愿望仍然迟迟不能实现。

真正的转机来自199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其间，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和浙江大学王启东教授在浙江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谈论四校合并的话题，提出四校合并的建议。当时参加浙江代表团讨论的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会后，李岚清极力促成四校合并，指示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跟进落实。同年10月，朱开轩还亲自带队到浙江调研四校合并的事宜。由此，浙江四校合并办学的建议正式进入了国家层面的操作。然而，合并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迅速改变。浙江四校要实现合并，使经历几十年独立发展的四校重新整合起来，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牵涉面太广，涉及多方考量，困难重重。这也是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四位老科学家会最终联名致函江泽民总书记的根本原因所在。

·伍·

正如四老在致江泽民总书记的函中所提到的传言那样，四校合并的工作还是被推迟到了党的十五大之后。直到当年年底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教委《关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请示》及《关于新的浙江大学筹建小组组长人选的补充请示》两个文件才姗姗来迟地报经国务院批准。1998年3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给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复函：

一、同意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校名为“浙江大学”。实行一个法人、一个领导班子、一个建制，并相应撤销原有学校的独立建制。

二、新的浙大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教育部和浙江省共建共管，重大事项以教育部为主、商浙江省后决定，日常工作以浙江省为主管理。

三、同意原属四校的在编人员、资产全部划归新的浙大统筹管理，教育部和浙江省分别拨款的投资渠道不变。双方投入的经费由新的浙大统一安排使用。在新的浙大规划建设中，浙江省人民政府应予以大力支持。新的浙大的人员编制、工资总额、资产管理、投资渠道等的具体操作办法，请教育部牵头，会同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部、人事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研究制定。

四、原则同意新的浙大自合并开始到2000年，除正常经费外，建设经费总投入为8亿元，其中浙江省人民政府投入4亿元，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拨款4亿元。建设经费的投入要根据新的浙大总体建设规划，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同意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按照对现浙江大学“211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逐年安排承担该工程建设地方配套经费6000万元。

在一对一场景的充电过程中，移动设备将来的位置只与其当前位置有关，而与其过去位置无关[12]。因此，可采用离散马尔科夫链的数学理论来分析系统性能。在基于波束成形的无线充电系统中，由于设备的移动两设备间的相对位置可能会超出波束区域，造成充电中断。此时，则需要重新扫描后再建立两端连接。因此，系统进行扫描、连接环节的次数以及成功概率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五、同意财政部从1998年起，在核定教育部教育事业费预算时，每年安排浙江大学专项经费500万元。

六、同意中组部意见，新的浙大党委书记的任免由教育部党组研究提出意见，征得中组部同意后，由教育部党组办理任免手续。同意新的浙大校长纳入国务院管理干部的范围，由国务院任免。新的浙大校级领导班子副职的任免和管理按中组部、国家教委党组《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领导干部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教党(1993) 55号）办理。

七、同意成立新的浙大筹建小组。组长由张浚生同志担任，副组长由潘云鹤同志担任。新的浙大筹建小组在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

八、收到此函后，请按有关规定抓紧落实各项组建工作。1998年5月1日前宣布新的浙大成立。

国务院办公厅的复函，对浙江四校合并后的学校校名与体制，人员与资产的归属，经费的投入与使用，校级领导的选拔与任用，以及新浙大的筹建与宣布等各项事宜做出框架规定。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的四校合并正式由动议进入了筹备阶段，各项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为加快合并进程，教育部党组和中共浙江省委员会联合成立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工作领导小组，由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浙江省委副书记刘枫、浙江省副省长鲁松庭、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新的浙大筹建小组组长张浚生任副组长，加强对四校合并的领导。从5月6日至9月12日，新的浙大筹建小组连续召开了二十次筹建小组会议，研究和推进了新的浙大筹建过程中涉及的院系组建、干部安置、资源调查、成立大会筹备等方面的大量问题，为新浙江大学的成立准备了基础。

1998年9月15日，新的浙江大学成立大会顺利召开。新的浙江大学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个学科门类，是当时国内拥有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为建设一流大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陆·

新的浙江大学的成立，最终实现了“四老上书”的目的。如今，四老虽已陨落，但作为浙江大学的老校友，可以无憾了。然而，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并非1952年以来作为工科性大学的浙江大学重建综合性大学理想的终点，相反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目标是再现昔日辉煌，进而创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大学。这也是国家投入巨大财力和资源，重点建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少数高水平大学的期望所在。那么，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呢？

首先，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学科支撑。2015年，国务院推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一流学科建设提到一流大学建设的高度，可见其地位至关重要。2016年，浙江大学举行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启动会，启动和部署“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通过对骨干基础学科实施长期稳定的经费和政策支持，经过两个五年时间（2016-2025年）的建设，必将极大提升学科实力水平，实现浙江大学基础学科的全面复兴，形成一批学科高峰，从而为创造一批杰出的科研成果提供条件和基础。

其次，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师资阵营。如果说一流学科更加倾向于科学前沿的研究的话，一流师资阵营则更侧重于教书育人，以丰富知识与崇高品德引领学生在理性与德性上都得到健康成长，在大学讲堂上条分缕析，启发学生积累知识，探求真理。2010年实施的浙江大学教师分类管理改革和2011年设立的浙江大学永平奖教金相互嵌套，一方面引导善教乐教和能研能教的一流师资走上教学为主的岗位，更加重视教书育人这个教师的天职，另一方面通过激励措施承认教学岗位的荣誉与价值，从而更加强化教书育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最后，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管理团队。大学是人类社会组织的一种形态，效率是所有组织的一种核心价值，尤其是在中国创建一流大学这样的目标导向极其明确的大学办学环境中，如何有效组织师生员工沿着既定的、正确的轨道前进，对于提升办学效益、质量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要注意政策对象的选择问题，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行政化走向虚无化。实际上，在很大层面上讲去行政化不是大学不要行政，而是不应行政化的院系应该回归学术本位，不应行政化的学者回归学者本位。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

余宗范回忆札记(之一)

(一)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宣布独立与夏超之走死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广州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誓师北征，区人民群众闻风响应，热情支援，军心振奋，敌人丧胆，不到一个月就拿下了湖南省会——长 沙，大有一举而囊括湘、鄂、赣三省之势。当时北洋军阌孙 传芳盘踞东南五省(苏、皖、赣、闽、浙)，号称“联帅” (五省联军总司令)。长沙陷落前后，直系军阀吴佩孚、赵恒锡连电向他求救。孙传芳犹豫观望，按兵不动。揣他的用意：一是想保存实力，待机行事，坐收渔翁之利；二是他对当时的浙江省长夏超放心不下。夏超是文官，只拥有一二千名警察，但他暗怀割据称雄的野心，与孙传芳积不相能。平时勾结外商，收囤军器(听人说主要是木壳枪)，指使警察队搞军训，还和非孙传芳嫡系的师长周凤岐①相结纳以自重。这些情况，连民间都时有传闻，当然更逃不过孙传芳的耳目。这两条该是孙传芳按兵不动的主要原因。后来北伐军攻入江西，威胁到他的统治区域，就无法袖手旁观了；于是 反常态，把看守杭州的重任托付夏超，装成对夏超推心置腹的样子，自已统率全部精锐师团，倾巢而出，奔赴前线。
可能他认为只要他在前线打胜仗，夏超是万万不敢暗算他的。在临走前，孙传芳特地留下一营嫡系部队驻扎在报国寺靠近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的地方。工专是当年浙江学生运动的中心，起着带动工运、农运的媒介作用。在孙传芳看来，这是“赤化大本营”。他的这种看法，除了概念上的形象歪曲外，也算看对了十之八九。工专确是当时共产党和左翼国民党的重要据点，即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事件以后，还是那样。(参看札记之二“杭州磁器巷七号”条)大约九月间，北伐军攻入江西，工专同学在宣中华同志②领导下组织地下学生军，准备武装起义，指定营长为傅联璋同志③，我报名参加了学生军，并经傅联璋同志介绍加入地下国民党④。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武器、弹药以及初步的训练，都不是短期间能够解决得了的。随着江西方面军事形势的发展，同志们一致认为“根据目前形势，策动敌后起义，促使敌人内部分化，是支援前线北伐军最积极有效的办法”；最后一致决定，由我们学校首先宣告独立，逼着夏超表态。这肯定是上级党的决策。我不清楚。当时我是工专学生评议会(学生会的最高组织)会长，杭州学联主席，大家致认为由我来提议宣布最合适，我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付重担。
十月十八日早上，评议会发布紧急通告，在校内体育场开全校学生大会，所有老师都被邀请参加，并特别为他们安排了座位。那次参加会的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人。大会开始后，我站到露天台上发言，内容大致是说“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安不下心来读书，这都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绪在一起，掠夺和压迫我们的结果”。接下去是列数孙传芳祸国殃民十大罪状，最后建议工专宣布独立，提请大会通过。
场上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欢呼跳跃，经久不息;这时由宋坎福⑤同志带头，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网!”“打倒孙传芳!”“拥护国民草命军!”“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同时我们在事前准备好的青天白日旗、小彩旗、标语牌一齐上场，锣鼓爆竹，响成一片，庆祝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独立。接下去就是游行示威，从大操场到大马路，浩浩荡荡呼啸前进，口号声前伏后起，连绵不绝。说也奇怪，驻扎在报国寺的一营孙军，居然装聋作哑，龟缩不出。下午，我代表工专同学直接进省长公署找夏超谈判我对夏超说:“我们工专已经宣布独立了，省长准备怎么办?……”夏超连声说:“我知道了，我道了，我知道了，很好，很好，你先回去吧，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以上对话，只是大意)夏超说话唯唯诺诺，对我不象客气，简直是恭敬。我见到夏超只这一次。看上去他面黄肌瘦，背有点驼，比我矮上将近一个头。他的会客室倒还简朴，中间一张长桌，配着白洋布桌毯，四周是带靠背的西式木椅。谈话的时候他至在下首的主位，我坐在紧靠他右手的位，室内没有别的人。
回校后，我向同志们汇报。我说夏超既然不敢向我们开刀，只能横下一条心跟着我们走了。果然不出所料，只不过两天，驻扎在报国寺的那一营孙军，被夏超解除了武装。夏超起义了!事后有人说:“夏超起义是余宗范逼出来的。”实际上，动员他起义是党决定的他选择走这条路子，是慑于北伐军的威力和当时草命形势⑥，我不过执行党的决定罢了。
大约在十月底，孙传芳派了一个师打回杭州。听说这个师是孙传芳手头的王牌师之一，师长宋梅村，是孙传芳的嫡系死党。夏超措手不及，勉强带着警察兵到嘉兴去应战，当然不经一击就溃散了。听说夏超死在逃窜的路上。

①周风岐。浙江人，后来投靠蒋介石，当过浙江省政府主席。
②宣中华同志，浙江诸暨人，共产党员，浙江左翼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就义。
③傅联璋同志，四川人，共产党员，浙江工专学生，十七八岁时在四川当过团长，听说南昌起义时牺性了。
④当时浙江有两个省党部，一个是共产党员宣中华同志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另一个是西山会议派头目沈定一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我参加的是宣中华同志领导的国民党。
⑤宋坎福同志，江酉人，共产党员，一九二六年以后情况不明。
⑥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间我在广州，无意中发现有位夏超代表许宝骙先生住在长堤的一家旅馆里，当时离夏超之死已经好久了。可见夏超首鼠两端，早已和广州政府有过联系。工专宣告独立这件事，只是促成夏超不得不立即表态而已。

附录 关于1926年浙江工专学潮与夏超起义

最近，看到浙江省文史资料有关于1926年9―10月间浙江省工专学潮与夏超起义的一段记事，原文如下：“1926年10月间，学生们为了配合响应北伐军的到来，反对军阀孙传芳，支援当时浙江省长夏超的起义独立，于10月18日参加市民大会时发起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反对校长和许多教职员，封闭学校各处所。工校历年风潮以这次为最大。因为夏超态度动摇，有些举棋不定，校中几位进步学生就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的招牌挂在省长衙门前面，以求坚定夏超的态度。不料夏超起义后，其军队在嘉兴一站被孙传芳军队所击溃，孙部宋梅村又到杭州。学校继续开学，行政当局竟开除闹风潮的学生四十余人，专门部的高年级生就都不回校上课……”(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六页)
这段记载，条理清晰，但有些情节不符：
(1)资料上讲到“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是在9月中旬全校师生欢迎新同学大会开始的。当时我刚进工专，在大会上代表新生致答词，其中有讲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侵略的一段话，我说：“浙江是历来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现在只有一所教会办的之江大学，这是我们浙江的耻辱。”我主张“把教育权收回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根除学校里的洋奴教育作风。”(顺便提一下，我在考进工专以前，是上海光华大学国学系的学生，因为反对洋奴教员史乃康，学校以“不堪教诲”为借口勒令我退学。)我主张收回之江大学，把工专改组为浙江大学。没有想到这次讲话轰动了会场。全体同学热情高涨，掌声经久不息。紧接着，同学们自动地组成了“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改大委员会。”
当时学校校长徐守桢不但不支持这个运动反而出面干涉，以致发展成对抗，这是学潮的第一个阶段。到了十月十八日宣布工专独立，驱逐校长徐守桢出校，强追夏超起义，是工专学潮的第二个阶段。就在那时，我们得知蔡元培先生来杭，住在绍兴会馆我柳昇荣同志还代表过改大委员会去敦请他出任我们学校的校长。虽然因为那天蔡先生不在会馆里而没有碰上他，又因为以后事态的发展使得我们没有能再去，但也可以说明工专学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不是没有一点联系的。资料上只一般地提到“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而没触及“工专改大运动”与“工专宣布独立”两个基本内容，这是很不够的。
(2)资料上讲的“校中有几位进步学生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的招牌去挂在省长衙门前面，以求坚定夏超的态度”，这个说法不可靠。因为当时进步学生的行动是由地下党领导着的，彼此间是互通声气的。如果有这回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再说，即使以后夏超打过十八军军长的番号，学生们怎么就知道夏超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呢？如果是“几位进步学生”的任意行动，夏超又恁么能够接受同学们任意给他挂上的番号呢?这都是不可能的。
(3)夏超手下没有军队。孙传芳军队回师时，夏超带着去应战的，只不过是匆匆忙忙改编起来的一、二千名警察兵，当时是否挂过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番号，这我不知道。
(4)资料上说“反对校长徐守桢，封闭学校各处所”也不确切，实际上，对校长徐守桢，同学们不仅是反对，而且是于十月十八日早上随着工专宣布独立后就把他赶出校门的。我亲眼看见徐守桢是在同学整队游行时，在高呼革命口号声中被押解出校门的。至于绝大多数教职员，同学们不仅不反对而且是非常爱护和尊敬他们的。只有个别反动分子特别是训导处的个别顽固分子，同学们才对他们有些岐视，但也没有把他们赶走。“封闭学校各处所”也不是事实。在当时急风暴雨式的学潮中，全部校务都处于停顿状态，还用得到去封闭么？为了防止极少数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对各处所采取适当的警戒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地下党的安排，怎么能说封闭学枚各处所呢?(以上我所提供献材料，如果柳异荣同志现在还在杭州电讯局，当然是最好的见证人。另外，只要是经历过那次学潮的老同学，都可以为此作证总之，在浙江是不难查明的)

(二)宋梅村的大刀队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离校团
(1926年10-11月)

宋梅村回师杭州事件来得如此突然，我们竞一无所知，从未想到。一天下午，我父亲①差人把我从学校叫回家②，带着惊慌的神色指着我的鼻子大骂:“畜牲！你做的好事还要不要脑袋?我侍候孙大帅，吃他的饭，你狗胆包天，敢造他的反？现在已经有人告发到孙大帅那里了，我把公事压在手，不能过两小时，就要送上去，这是军法，你懂得没有？赶快给我动身到马村③去，一点不许耽搁。”(基本是原话)这时我跟我父亲分道扬镳，他大踏步向前门走去，我立刻溜出后门，找到一辆人力车，跳到车上，对车夫说:“到报国寺大同宿合④，越快越好，我多付钱。”我明白必须跟父亲在时间上赛跑，如我落在他后面，同志们都完了。我及时赶到目的地，通知了和我有联系的地下党员我和萧澄⑤、戴尚文⑥、柳昇荣⑦、傅联璋等一行十八个人⑧随即直奔里西湖，借黄龙洞宿了一宵。事后听说，就在我们离开大同宿舍之后不久，有一连孙军包围了那个宿舍，他们扑了空，一个人也没抓到。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奔西向山地转移，过金鼓涧，遇见位老道，得知我们是避难的学生，把我们引到一处密室是间十来平方米的木板楼房，要通过神像后面的暗门，摸黑爬一乘扶梯才能到达，外人是无论如何发现不了的。老道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还答应帮我们把风。我们得到这样个隐蔽处所，当然喜出望外，暂时安心下来了。我们开始考虑工作，时常三三两两趁游艇进城，拣僻静处上岸，绕道到湖滨体育场的小图书馆门前跟城里的同志碰头。这时我们才知道孙传芳已经悬重赏通缉我们了。同时孙军成立了“大刀队”，到处搜捕“赤化分子”，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用大刀砍杀，悬首西湖商场示众。我们有一位好友汪新田同志⑨就是被孙军砍杀、枭首示众者之一。我们还知道原先被我们赶出校门的工专校长徐守桢已经回校⑩，宣布开除了四十几名同学的学籍，我十八人也在其内。北外，也有不少同学因同情我们而自动退学的。为了扩大影响，继续向反动派进行斗争，我们决定联合被开除的同学，以及自动退学的同学，秘密成立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离校团。尽管名义上有了这个组织，并得到地下党支持，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竟无法开展工作。
一天夜里，老道上楼告诉我们，傍晚来了几名暗探，追究我们去向，好不容易被他支吾开了，怕再来不好应付；我们也怕连累老道，决定转移到别处去。可是我们还能向哪里去呢?当天晩上，我们决定由萧澄同志进城向宣中华同志汇报并请示。第二天一六早，萧澄回来说:“省党部(指左翼国民党)决定叫余宗范同志代表我们离校团和杭州学联(我是学联主席)去广州向中央党部汇报情况并请示。”同志们一致赞同，萧澄当即递绐我两份已经准备好的证件。我们随即告辞老道，离开金鼓洞，奔向虎跑。就在那里，大家品茶为我送行。虎跑肯定不是可供同志们歇脚的场所。前途茫，他们以后又到哪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①我父亲叫余重耀，号铁山，当时是孙传芳的机要室主任。
②当时我家住杭州城内红门局十九号，属于嵊县工商地主前丹平的房产，前门向一条大巷，后门通小街。
③马村是一个小村庄，在浙江诸暨县，离城南约十华里的地，我母亲是马村人，要我到马村去，就是叫我躲到外祖父母家里去。
④大同宿舍是工专同学宿舍，很多地下党员都住在那里，我是寄宿生，也在那里住。
⑤萧澄，四川人，共产党员，工专同学，“四・一二”享变后被国民党通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书记，我在1927年7月间和他在杭州分手后一直无消息。
⑥戴尚文，号乐山，四川乐山人，共产党员，工专同学，”事变后被国民党通缉，月间我和他在杭州分手时，他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工作积极努力，没有听说发生问题。解放前，从上海报上看到有个戴尚文任XX航空公司一个小办事处的主任，当时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后来偶然在飞机场撞见过，没有谈话。
⑦柳昇荣，又叫柳劲秋，柳映堤，浙江兰溪人，共产党员，工专学生。他是走读生，不住校，当时是我过他家去通知他一起逃跑的。 “四·一二”事变后被国民党通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宣传部长。7月初，我们还在一起，没有发生问题。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我在杭州碰见过他。解放后听说在杭州电讯局任职。
⑧除我们十八人外，昕说另外有一路司学，是跟宋坎福同志起撒离的。那一路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一道撤离的十八人的姓名，可以在广州中山大学1926年12月“编级测验”的档案材料中找到。
⑨汪新田同志，共产党员，当时左翼国民党杭县县党部书记。
⑩工专校长徐守桢，字崇简，曾留学美国，思想反动，就在工专宣布独立那天早上被押送出校。

浙大高工杂记
沈善圭

每次展读浙大校友通讯都使我浮泛起对求是桥畔的怀念。我是1935年考入浙大高工〈浙大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上学的，曾与浙大校友一起参加过”一二·九”时期在城站冒雨”站轨”、游行，以及随后的”驱郭”风潮，迎来了新校长竺可桢。记得竺校长就职典礼时与陈布雷、黄华表同来，三人一般清癯矮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1937年冬迁校建德，在万源当、灵济庙与浙大同学更有一番风雨同窗的情谊。浙大离浙入赣前夕掀起了签名从军热潮，刘奎斗、洪鲲、张哲民等大哥哥们振臂投笔于先，我们高工同学也纷纷响应，奔到不同的抗战前沿。有些高工同学后又考入浙大深造，成为遵义时期浙大民主运动的活跃分子，如陈海鸣、解俊民、许良英、金德椿等。
浙大高工共设四个专业：机械工程科、电机工程科、土木工程科和染织工程科。其中染织科是浙大高工的特色专科，驰名中外的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就是高工染织科校友都锦生艰辛创建的，浙大高工也有一所设备完善的染织实习工场。其它三科都由大学部的同系兼办，故都由系主任兼科主任，如王国松老师曾兼任高工电机科主任，高工部主任原亦由工学院院长兼任，如朱一成院长、李熙谋院长。竺校长接任后，逐渐与大学部分开，高工主任先由染织科主任陈庆堂兼，后由土术科主任胡鸣时兼，但教师仍大都为浙大毕业校友。至高工的体育、军训课，则与大学部完全一样，体育老师舒鸿、高尚志、赵铁都教过我们，军训教官徐树人、黄云山和韩治、刘志锐等都为我们所熟悉。
从大学路校门到求是桥的大路旁，一倒是文理学院和校长办公室、大礼堂(报国寺旧址) ，另一侧是水塘(慈湖)，水源经求是桥下至体育馆〈有游泳池〉与护城河相遇。过桥为一土山与湖岸并行，约长百余米，山背即为工学院，内有工厂、实验室、教室和教职工宿舍，五幢学生宿舍楼分别以仁、义、礼、智、信斋命名，而我们高工部办公室和学生宿舍则在湖后的中式楼房〈原浙江省立一中蒲场巷旧址〉中，与浙江省立图书馆为邻，有一小门相通。
1935年郭任远校长时期实行军事管理，规定学生应穿仿照笕桥航空学校式样的校服，胸前要佩戴表示班级、姓名的标志和符号，路遇校长、教官应在七步外立正行礼，目迎目送，如有衣冠不整、礼貌不周的会被记名处分。吃饭前要集队进入膳厅，由教宫发令”立正、坐下、开动”，不准喧哗走动，并限定十分钟内吃完，发令解散。每四人为一桌，桌上有带铃的红绿牌子，要添酱油时摇红牌、要添麻油摇绿牌，由炊事员送来。膳厅中央高台上为领导和军事教官就餐席位，便于监视学生食堂纪律。许多同学不习惯于这样严格的生活管理，常借口饭菜不洁、有苍蝇而掷碗，当被教官发现时遭到训斥、记过、甚至开除学籍。
1937年冬迁校建德后，高工因省教育厅经费停发，被迫解散。我们三年级学生离毕业只差半年，闻讯震惊，尤以苏浙家乡已沦陷、无家可归者为甚，曾派代表晋谒竺校长要求绽持而未果。竺校长日记1937年11月26 日有谓”省立学校一律解散，高工亦不得不与他校一致”云云，并提及嘉兴省立二中校长张印通带二百余人迁往内地，迄今颠沛流离、彷徨无措等情。但是我们却十分钦仰嘉兴二中张校长当年这股使劲，不忍将不愿做亡国奴的莘莘学子弃之不颐，如今这二百多名学生早已考入后方国立中学和大学毕业后，蔚成人材。
经竺校长查证〈见竺可桢日记1937年3月25 日〉浙大高工原为第三中山大学〈浙大前身〉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三中山大学的前身为浙江省甲种工业专门学校。1930年远高工改为代办，由省教育厅补助经费，但竺校长仍认为高工是大学的一部。
据竺可桢日记1936年9月统计全校学生数为大学部510人（内新生165人），高工280人（内新生116人），另初农一百多人，可见高工学生几占全校三分之一。在工作岗位上高工毕业生也多突出成就，如周传甲校友曾是国内热电厂安装专家，解放后任苏南电业局局长；杭效祖、陈乃宁校友曾是原欧亚、中央航空公司技术总负责人，陈去台湾后任民航局长，其它在发电厂、电信局、机修或制造工厂也都与浙大校友相辅相成，并肩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