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潭浙大 心中永存
胡荫华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化学系1946届毕业生
我一辈子都以自己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更确切地来说是贵州湄潭浙大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为荣！
浙大自1941年到达西迁终点湄潭直至1946年返回杭州期间，仅有两届学生（45及46届）在湄潭完成全部学业，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1942年，我由当时迁至重庆的南开中学毕业，随后参加报考了浙江大学及四校联合招生（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中的中央大学，并同时被这两所大学的化学系录取。而我选择了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42年夏入学，先后在贵州永兴场一年（一年级），湄潭三年（二至四年级），于1946年夏毕业于湄潭，在贵州度过了我的全部大学生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入侵，大片国土沦陷。国立大学均开始向后方转移。南京中央大学于1937年直接迁至重庆沙坪坝。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联合）先去了长沙，再徒步转移至昆明。唯独浙大是由浙江经江西、湖南、广西直至贵州，一步一步，一路办学，一路迁移的。浙大的学生、教职员工及家属小孩，以及大批书本、教学器材、生活物资等等，组成庞大的西迁大军。先在江西吉安，继而泰和，然后广西宜山，历时三年，直至1941年初才到达西迁终点站遵义、湄潭和永兴三地。当时后面有敌军逼近，头上有敌机轰炸，困难可想而知。全校师生共同努力，排除万难，谱写了“文军西征”的壮举。贵州的遵义县当时容不下诺大的一个浙江大学，故在当地只设工学院和文学院，以及竺可桢校长和行政管理机构。把理学院和农学院设在东边约70里的湄潭。又将全体文、理、工、农的一年级新生放在离湄潭20里的永兴场。
谈到浙大西迁，就要先提一下家父。父亲胡家健，字建人，安徽省绩溪县人（1903年12月19日-2001年1月15日）。受名师胡晋接、陶行知等言传身教，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这些早已有报道（1，2）。他“木铎传薪，弟子何止三千？他一生春风化雨，菁莪寄被全国”（摘自《世界日报》2001年1月19日父亲辞世后讣文）。我在此仅追忆他于抗战年间供职于浙江大学的一点儿往事（1938-1945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放弃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由美国返回祖国。日军入侵中原大地，时年我13岁，正在安徽芜湖女子中学读初二。学校一下子没有了，慌乱中我赶上了最后一趟从芜湖开出的闷罐火车，回到绩溪家里。此时父亲已先我到家看望祖父祖母。随后我便随父亲、继母及姑姑一起，于1937年8月间告别爷爷奶奶和三个幼小的妹妹离开家乡开始了流亡。我随姑姑辗转于湖南长沙、贵州贵阳、四川重庆等地。流亡期间，父亲应其老师、浙大教务长郑晓沧教授邀请，于1938年春赴浙大教育系任教授直至1945年。父亲受命于危难，与浙江大学一起经历了西征全过程，力佐竺可桢校长完成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壮举。西迁时还兼任校总务长暨湄潭分部主任，为保障西征大军顺利抵达目的地，恢复和发展教学功不可没。在当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环境下，教育何去何从？他不忘初衷，在西迁征程中求生存，先后在宜山筹建实验学校并任学校主任，在湄潭创办浙大附属中学并任校长等职，执着于为国家培养和输送有知识的后继人才的使命（1，3）。在纪念竺可桢校长的《连天烽火化春风-竺可桢在宜州》一书中，关于父亲有如下几段记载：“……因为有中小学教育管理经验，胡家健被竺可桢委派筹建实验学校并任实验学校主任，很受竺可桢赏识。浙大迁到贵州湄潭以后，胡家健又被竺可桢任命为湄潭分部主任，并创建湄潭浙大附中兼任校长。1943年湄潭附中第一届毕业生30余人参加教育部统考，平均成绩获第一名，全部升入大学，因而声誉远扬。竺可桢对于胡家健可谓知人善任。”（3，4）。1939年11月1日在为宜山实验学校举行的开学典礼上，竺校长率大学各级政要悉数参加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实校筹备，时间极促，赖胡主任暨各教授夙兴夜寐，擘画经营，得具今日之规模，本人深致感谢”。“……中学部因校舍建筑等稍费时日，因而先行成立小学部，幸胡主任及小学部诸先生通力合作，得以两个月中，由圈地盖屋而至开学上课。仍希诸位教授，本此精神做去，而充分达到实校筹办之三项目标”（3，4）。父亲曾将他与竺可桢校长的来往书信等物一直保留在他上海的老屋中，可惜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此事乃父亲晚年最大遗憾之一。
父亲晚年在香港及美国定居期间，常有过去的学生们以电话、探望、书信或寄去他们的刊物等各种形式与他联系，这些都给他晚年带来欣慰，而自称是“老园丁”。
我与父亲还参加了1991年6月在Washington DC举行的第16届北美浙大校友会年会，父亲在大会上讲了话，并高兴的被他曾经的学生们关心和围绕着。
父亲去世后，当年附中的老校友们在他们自编的《咏湄》刊物上设专栏怀念老校长，连续几年都有怀念他的文章，例如登在《咏湄》第23期中的悼念词“桃李芬芳/ 翰墨书香/高山景行/泽广流长”。2003年我曾在北京参加浙大附中《咏湄》刊物年级在京校友缅怀老校长的聚会，当时家父刚去世一年余。参加者有竺校长的儿子竺安，浙大原教务长郑晓沧教授之女郑竺英，还有凌如镛、赵郁之、曾闻问、葛正苏、黎航等浙大及浙大附中校友们。
抗战期间，国家危亡，后方条件也非常艰苦。当时的湄潭只是很小一个县城，一条小街，有一条湄河相伴而行。那里山清水秀、安静、优美，民风朴实。又因偏僻，没有敌机骚扰。确实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那里有一座大文庙，挂着“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当时实验室和部分教室就设在那里。女生宿舍集中在一个山坡上，一座两层小楼隔成小间，全部上下铺，中间两张长条大桌供晚自习用。湄潭当时没有电，晚自习都是靠几根灯草的油灯照亮下完成。我们当时是流亡学生，所有学费和伙食费都由政府支付，在当时条件下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照顾。
当年湄潭小街上还有一个大茶馆，男生们常常三三两两在茶馆中喝茶、温习功课，给小城也增添了一番生气。
我们还组织了女生励进会，是一个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团体。孙曾垕同学是两任会长。后附的45、46两届女生励进会欢送毕业生照，均摄于当时女生宿舍小楼前。我与孙曾垕同学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她数月前刚刚永远离开了我们。谨以此照表达哀思。
不论条件多艰苦，不论何时何地，浙大的校训、校规、学风，纪律，都一直是严格地遵守和保持着。学习和教学各方面都是一丝不苟，不得有半点马虎。师生们利用各种条件因地制宜，非常丰富多彩。
比如体育课，美丽湄河的沙滩是体育课的操场，湄河清清流水中是游泳课的课堂。当时若不会游泳，体育课就不及格，那可是要留级的。我们当时的体育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舒鸿教授，他曾于1936年以教练身份参加了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乃当时中国唯一之人。
再比如我们化学系，各种化学实验照章进行，一样不漏。我们自己用木炭炉火蒸制蒸馏水，并在木炭炉火上架起各种玻璃器皿，进行各式化学反应，完成教学内容。以我自己为例，我就是凭着湄潭化学系打下的基础，于1946年夏刚一毕业，就应召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给著名生化学家王应睐当了助教。1950年参加南京当时资源委员会（地质部前身）严格的的竞职考试，包括英文试卷及英文答题，现场基本化学实验操作及分析等等项目，我都取得了好成绩，在化学实验考试中我还得了最高分。因而从30多名竞争者中入选（招收3人），进入南京矿产分析实验室，与先期已经在该室工作的谢学锦同学（化学系46级）成为同事。
年轻的大学生们到哪里都朝气蓬勃。我们在湄潭搭台演出，夜晚在煤气灯下演话剧。我们还有个水平相当高的歌咏团，组成四声大合唱：女高音(Soprano)，女中音(Alto)，男高音(Tenor)和男低音（Bass），以各种形式表演，宣传抗战，比如黄河大合唱等等。在歌咏团大合唱中我和邝瑞珍都是唱女中音的。而平时一有机会大家三五成群在一起唱四部和声时，我就扮演女高音的角色了，邝瑞珍则仍配女中音，因为她有本事配音很准。如今离开湄潭已经70多年了，每逢和邝瑞珍相遇，必定要拿起老歌本和声唱一二曲，回味无穷。另外我特别还记得的是化学系每年欢乐的送旧迎新会，师生济济一堂，聚餐吃饭、还灌白酒，都说是整天和酒精打交道的人应该有酒量。后附两张45及46年在湄潭化学系师生留影，应该都是聚餐喝酒之后照的。
对于当时校规严明印象很深的另一个例子是无论何时何地何原因，学生必须完成指定课程，才能按期毕业。42年与我同期入学的好友邝瑞珍先读一年生物系，二年级时转入化学系，就要回永兴多读一年，重新学习化学的课程；41年入学的谢学锦先读物理至二年级后，决定改学化学，转化学系再读二年级成为我同班；同期孙啟福好友因为生病休学一学期，也要推后一年才能毕业。当时正值日军偷袭珍珠港期间，男同学中有些响应国家召唤去军队当翻译。他们都在抗战结束后回校再复读。所以当时在湄潭的一些同学延后到47年复原后在杭州毕业。应邝瑞珍和孙啟福友的邀请，我于47年暑假去了杭州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得以与老同学们再相聚。此行乃我第一次有机会踏上了母校在杭州的校园。
刚入学时系里曾有多名女生。慢慢的就只剩我一人了。进三年级时班上新来了一名女生叫樊文洵，我们成为好伙伴。同时还有几名男生新转入我们班。我们在理农各系也看到有新面孔的同学加入。后来得知他们都是来自敌占区的龙泉分校的学生。浙大主体西迁后，为满足战区前方青年读书求学的需要，自1939年起在龙泉设立了分校。学生在那里读一、二年级，再到西迁的后方校区读三、四年级。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在敌占区办学有多么不易！浙大克服重重困难，不忘初衷，坚持在敌占区办学，为身处战区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为国家、人民负责，培养未来知识人才。在当时真是独树一帜，为大众所敬佩。
浙大一直是一个学风严谨，学术气息浓厚的大学堂。其求是、求真、创新作风培养和熏陶了代代学子。1944年在我念大二、进大三的期间，世界著名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两次来湄潭访问，我们当时一点也不在意，无任何准备。后来才听说他对于浙大在偏僻山区及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认真办学，保持浓厚的学术气氛，取得许多高水平学术成果十分惊叹，在一次国际会议的演讲中，称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在湄潭5年办学期间，浙大保持并发展壮大，走出了许多个国内外知名学者科学家。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政道，是与我同时期的学生，在湄潭读物理系。我的老朋友如化学系的谢学锦、戴立信，物理系的汪容、任之恕等等，都是当时从湄潭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的院士、或学界泰斗。
我1956年因为四大院校支援大西北，离开地质部南京实验室，随丈夫自南京迁至西安。先在陕西地质局任工程师，从事矿物原料分析研究。1961年初调到西北大学化学系从事教学、科研。算起来自1942年18岁进入浙大与化学结缘，至1992年冬于68岁退休。整整50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心爱的化学领域。我为能一生奉献于我所热爱的科学和教育事业而自豪。我虽无大建树，但一直勤恳敬业，获得了不少成果，带出了不少优秀的大学生、研究生，无愧于母校的培养。2007年借母校成立110周年之东风，我们湄潭化学系耄耋老友们，从四面八方相聚于杭州，并有机会与我们的老师杨士林、严文兴欢聚一堂，大家兴奋不已。
2007年5月，我参加了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在纪念母校成立110周年之际，再次回到了魂牵梦绕60年的湄潭。我们受到了湄潭各界的热情接待，还被授予了“湄潭荣誉市民”的称号。我们这些“老湄潭”们一路走、一路看，认真找寻着当年的记忆。60年的光阴，国家巨变，湄潭也早已旧貌换新颜了。虽然当年的景物大多已不存在，心中的湄潭永存！它承载着我和我们一代人青春的烙印，成长的足迹！
2016年是北美浙大校友会成立40周年，同时也是我浙大毕业70周年的喜庆年。现居住美国的老朋友、老校友邝瑞珍、吴梅生、刘长庚和我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一起报名参加了于9月23-25日在加州San Jose举行的校友会年会，我们也得以在加州相聚数日。
为参加年会我翻出了不少新老相片，许多70年前以及70年间的故人和旧事又一下子呈现在眼前。我和梅生、瑞珍自15、6岁在贵阳、重庆流亡上中学起就是同学了。我们又先后同窗于永兴、遵义、湄潭，度过大学时光，至今已有超过四分之三世纪的友情。梅生和长庚更是结缘于永兴，成为恩爱夫妻携手至今！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都已是年龄在92-93的老人了。
岁月流逝，友谊永存！我们和年轻的学弟学妹们一起认真参加会议，一起唱校歌，一起欢乐。会下我们又在一起谈往事、谈现在，吃吃玩玩，快乐无穷。虽然喉咙哑了，我和瑞珍还保持老传统，在一起配了几曲和声。虽然耳聋了、眼花了，很多事情已经忘记了，我们四人仍然一起唱了好多当年在学校一起唱过的老歌，一起回忆了不少年轻时同学的名字和故事，大家兴致勃勃，还真有点儿“童心未泯”呢。
母校即将迎来她120周年华诞。我作为与浙大血脉相承3/4世纪的老校友，由衷地为母校在新时期的发展壮大欣慰，祝福母校继往开来，位于国之先进，并再铸辉煌！让求是精神代代发扬光大！谨以此拙文和相片献上我们对母校和湄潭的美好祝愿！
（图六～图九）
致谢：
以上数张70多年前相片中的校友名字，近日由多位老校友共同回忆整理。除了在北美的邝瑞珍、吴梅生、刘长庚外，还有现居国内的章斐（生物47届），段秀泰（农化47届）及任之恕（物理47届）等老朋友的热情参与。
作者简介：
胡荫华，女。1924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县。1946年在贵州湄潭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助教，地质部南京实验室及陕西地质局西安实验室任技术员、工程师等职。1961年调入西北大学化学系任教师、教授直至1993年退休，后移居北美。曾任陕西省化学学会理事，全国电分析化学学会委员，两届西安市政协委员。
参考文献：
《一生致力教育 丰碑铭刻大地–追忆教育家胡家健教授》，周文甫、唐建军，《浙江大学报》网络版，2009。
《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台湾中华书局，1976。
《连天烽火化春风-竺可桢在宜州》，温存超、罗传清编著。
《竺可桢日记》，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